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用的是哪套规则？

答案是：没有规则。

那时候，中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蛮夷”。来了就朝贡，不听话就开打。什么国际法、什么主权平等，统统不存在。

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一切都变了。

一个美国人，在北京的一间小屋里，翻译了一本书。这本书，让中国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国家主权”，什么叫“公法”，什么叫“国际社会”。

这本书叫《万国公法》。

而它的翻译者，叫丁韪良。



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他是一名传教士，1850年来到中国。

但他和别的传教士不一样。他不想只传教，他想做一件更大的事——把西方的“规则”带给中国。

他敏锐地发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根本原因不只是武器落后，更是对国际规则一无所知。

当英国人说“根据国际法，你们应该开放通商口岸”时，中国人听不懂。当法国人说“根据公法，你们不能虐待战俘”时，中国人觉得莫名其妙。

不懂规则，就要挨打。

丁韪良决定，把当时西方最权威的国际法著作——美国法学家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翻译成中文。



1862年，丁韪良开始翻译。他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

第一个问题：中文里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

比如“sovereignty”（主权），中国人从来没这个概念。丁韪良想了很久，最终用了“主权”二字——这两个字，从此成为中文世界最核心的政治词汇之一。

还有“right”（权利）、“obligation”（义务）、“treaty”（条约）……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词，都是丁韪良在那间小屋里，一个字一个字“造”出来的。

第二个问题：谁来支持他？

当时清朝的官员，大部分对这本书不感兴趣。直到一个人出现了——恭亲王奕訢。

奕訢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本书对中国太重要了。他亲自为这本书作序，并出资刊印。

1864年，《万国公法》正式出版。



《万国公法》的出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第一，它让中国知道了什么叫“国家平等”。

在此之前，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而不是“国家”。这本书告诉中国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大家是平等的，没有谁天生高人一等。

第二，它让中国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朝官员第一次引用《万国公法》中的条款，指责日本违反国际法。虽然最后仍然赔款了事，但这是中国第一次尝试用“规则”对抗强权。

第三，它开启了中国近代法学的先河。

《万国公法》之后，越来越多的西方法律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教育、法律人才。可以说，没有《万国公法》，就没有后来的中国近代法律体系。



丁韪良是一个传教士，他的初衷也许是为了传教，但他做了一件超越宗教的事——他让中国第一次看到了“世界”。

《万国公法》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少条款，而在于它告诉中国人：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不懂规则，就会被淘汰。

16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在北京小屋里，一个字一个字翻译“主权”和“权利”的美国人。

历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一个个“第一次”堆积而成的。

你觉得，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规则面前，是“懂规则”还是“被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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