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杯历史上，荷兰、阿根廷、意大利的美学意义都注定是一出埃斯库罗斯写就的英雄悲剧，献祭给缪斯女神墨尔波墨涅的，不是西西弗斯的轮回就是俄狄浦斯的宿命。

而巴西与英格兰所代表着的，则往往是那些在才华横溢而浪荡不羁的天才，与放纵自我更离经叛道的魔鬼两个极端之间坐过山车的球场浪子，还有那些千奇百怪又匪夷所思的球坛笑话与段子——在美学意义上，他们不仅仅是莫里哀笔下的讽刺喜剧，更是一出不受现有主流体系、文化、道德与秩序节制的巴特兰闹剧。

甚至作为莫里哀与巴特兰律师故乡的法国自己，这几年也似乎在西非洲的巫术底下，在涌现出越来越多有着各种各样的天才同时，也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段子。

有些时候，在看了太多工业化足球定制的标准化球星之后，你反而会怀念以前那个年代里，那些自由散漫，是非缠身却又能在无人看好的时候灵光一闪带走比赛的“坏孩子”们。他们可能从未兑现过自己的天才，也未必都拿幸运地斩获荣誉，对于那个时代的贡献反而更多可能是一大堆的段子。

可他们那鲜明的个性，直到现在还依旧让人怀念。

仿佛，他们比埃斯库罗斯与阿里斯托芬更深谙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狂欢精神真谛——足球是圆的，大家从世界杯身上看到的，更是意外的惊喜，与不守常规的出牌。以段子手的名义踢着“快乐足球”，以个性的方式在球场内外双重叛逆和反抗，最终他们其实是以自己的天赋作为缪斯，献祭给了喜剧女神塔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