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那时的台北，街口都是耳目，巷子里都是脚步。国民党特务在抓人，地下网络在断线，气味里都是紧张。

他身份很拧巴，白天是国防部高级顾问，转头就是岛内的情报员。一次深夜，他收到一张纸条，四个字，组织受损，像一把冰刀插进心口。

怕吗，怕的不是死，是家人。他想过撤，可出口越来越窄，盯梢越来越密，组织渠道一块块塌掉。

问题在于，先把妻儿送走，才谈得上余下的事。他和妻子师文通老夫老妻，心照不宣，在门口砸碗吵架，故意让邻里看见，演给特务看。

有人说这像拍戏，可恰恰是救命的戏。外人只当夫妻拌嘴，谁会想到是在给全家铺退路。

半个月后，他抓住一个缝隙，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办了商业考察家属的证件。名头听着普通，但那是船票，是命。

出发那天，码头风大得把衣角掀起来。小女儿回头喊爸爸，他只抿嘴点头，不敢多看一眼。多一个动作，可能就多一层风险。

真正让他心里悬着的，是儿子陈君亮。儿子在台湾大学读书，是“适龄男丁”，卡得最严，哪容你轻易出境。

怎么办，硬闯不行，就得绕。他找到老同僚李树正，套用“赴港采购军需物资”的规矩，按章申请，给儿子办出差旅证明。

说到底，这就是用规章打规章。流程没错，理由正当，窗子就开了一条缝。

1950年1月，陈君亮离开台北，奔赴香港。在那座繁华而又温情的城市里，他终于与母亲和姐妹得以团聚，开启了一段别样的亲情时光。至此，妻儿都在香港，他放下了一半心事。

接着，他把力气压在最后的工作上，继续往北岸送情报。组织劝他撤，他摇头，再等等，再多递一份。

为什么不走，真关键不是不怕死，而是想多攒一点有用的消息。在他看来，家人安全了，他还能多扛一会儿。

结果呢，意外比计划快。1950年初，台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像一枚定时雷，直接炸穿了地下组织的骨架。

台北的清查一波波扑来。吴石家里被搜出手写机密，字迹里带着他的影子，线就这样对上了人。

被捕那天，他放下笔，理了理军装领口，像要去参加一个会。走出门，他没回头，屋里已经空了，热闹散尽。

审讯跟着来，手段用尽。他硬扛着，不吐一句。他知道，话一松，外面的人就危险。

6月10日那天，他与吴石、聂曦、朱枫一同伫立在土墙之畔。他们的身影，在时光里定格，似是在
诉说着一段深沉而又悲壮的过往。天阴得低，像那天送妻女离开的码头。枪声响的时候，他往海峡北岸看了一眼。

是否心怀悔意，宛如隐匿于迷雾之中，无人能确切知晓。那潜藏心底的情绪，似幽微暗火，旁人难以窥得真章。他自己心里清楚，家人平安，值了。

故事没有在枪响处结束，家人的日子还要往下走。师文通带着孩子们辗转，靠着李济深等人的相助，回到大陆，落脚上海。

陈宝仓的骨灰，也在多方奔走下离开台湾。最为惊险的那段经历里，女儿陈禹方的同学殷晓霞，因无入港证，毅然将骨灰绑于身上，以无畏之姿泅渡水域，奋力游抵香港。

这样冒吗，冒。换谁家，谁不怕。可有人愿意替你冒，说明这条路不是他一个人在走。

骨灰最终安在八宝山。往后一段时日，于香港公园的长椅上，常能瞧见白发苍苍的师文通。他手中紧攥着全家福，嘴唇翕动，似是在与老伴喁喁低语。

很多人问，他完全可以撤，为何偏要多留几天。是不是逞强，是不是执拗。换个角度想，如果把他放回安全地带，他能睡得踏实吗。

那几年，岛上对男性出境卡得死，连大学生都要层层批。对地下组织来说，哪怕是一次“采购”的名义，都得绞尽脑汁。

演戏、办证、找同僚、等消息，这些琐碎，堆起来就是生与死。戏不真，证不顺，消息慢半拍，后果就不只是一个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背叛来的时候，任何线条都可能被拉直。蔡孝乾叛变后，台北的地下网络像抽掉了地基，很多人的命运一起倾斜。

如果当时他已经撤离，会不会躲过6月10日。也许会，也许不会。可他留下来的那几份情报，会不会就此消失。没人能代答。

说白了，这是一次在家庭与使命之间的单选题。他把家人放到了安全一端，把自己押在了另一端。

他不是传奇里的无敌英雄，是个会发愁、会装糊涂、会演拌嘴的中年人。正因如此，他的选择才更难，也更真。

今天回头看，最让人记住的，不只是刑场的那一刻，还有码头的风，还有那张写着组织受损的纸条，还有一位年轻人带着骨灰下海游过夜色。


信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20-09-14 00:00 陈宝仓：从旧式军官到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