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得力猛将，毛主席说他将来必反，彭德怀不信，后来果然反。彭德怀有一个能力很强的部下，骁勇善战，深受彭老总的信赖。但主席看到此人后却断言，此人将来必反，最后这个人果真成了叛徒。
1932年9月上旬，红三军团内部突然传来一个坏消息：师长郭炳生想把第五团带走，转身投向敌营。这个消息落到彭德怀耳中，分量很重。
因为郭炳生不是普通干部，他是彭德怀亲手带出来的人，也是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猛将。事情爆发时，局面非常紧。

郭炳生不是一个人逃跑，而是想利用师长身份，带着一支成建制部队离开。对一支正在艰苦作战的红军队伍来说，这种行为比临阵脱逃更危险。
它会搅乱军心，也会让敌人抓住机会大做文章。关键时刻，彭雪枫赶了上去。
他没有带大队人马，只带少量随行武装追赶。一路追了数日，靠着耐心劝说和果断处置，终于把被蒙蔽的指战员带回主力。
第五团保住了，郭炳生的真正面目也彻底暴露。把时间往前推，郭炳生曾经不是这样的人。
郭炳生的父亲郭得云，是彭德怀在旧军队中相识的老班长。彭德怀年轻时遇到难处，郭得云曾冒着风险帮助过他，这份恩情，彭德怀一直记在心里。
郭得云去世后，把儿子托付给彭德怀。彭德怀重情重义，真把郭炳生当晚辈照看。
能读书就供他读书，能从军就带他从军。后来彭德怀参加革命，郭炳生也跟着走上红军道路，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
郭炳生有本事，这一点不能否认。他打仗胆子大，冲锋时敢往前压，遇到硬仗也不怯场。
在红五军和红三军团时期，他靠战功受到重用，后来当上红二师师长。这样的年轻干部，在当时确实难得。
也正因为这样，彭德怀对他有很深的信任。外人看郭炳生，是一名能打仗的师长；彭德怀看郭炳生，还带着一层故人之子的情分。
一个是老班长留下的孩子，一个是自己培养多年的部下，这种关系很难简单割断。可人的变化，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
郭炳生职务越高，身上的问题越明显。他喜欢逞强，听不得不同意见，常把战功挂在嘴边。
红军强调纪律、强调政治工作，他却觉得这些东西碍手碍脚，甚至把政工干部看轻。部队里最怕这种苗头。
一个军事干部能指挥打仗，却不愿受纪律约束，时间一长，就容易把队伍当成自己的私人地盘。郭炳生对批评不服，对监督反感，对组织安排心里有抵触，这些都不是小事。
当时有人提醒彭德怀，郭炳生身上有骄气，将来恐怕会出问题。彭德怀起初不愿相信。
他觉得郭炳生年轻，脾气急，打几场硬仗、受几次教育，也许就能改过来。彭德怀不是看不见毛病，而是心里还想拉他一把。
后来红二师安排彭雪枫做政治工作，目的也是为了稳住队伍，纠正不良风气。彭雪枫做事细，原则性强，常下到基层了解战士情况。
可郭炳生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是在分自己的权，心里越来越不舒服。矛盾越积越深，外部环境又越来越艰难。
1932年前后，中央苏区战事频繁，部队经常行军作战，缺粮缺药也是常事。真正有信念的人，会在艰苦中咬牙坚持；心里动摇的人，却会把困难当成退路的理由。
郭炳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了大问题，他没有把困难当成考验，反而开始盘算个人出路，为了把第五团带走，他利用职务便利制造借口，试图让战士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跟着行动。若不是彭雪枫及时追上，后果会更严重。
郭炳生最终没有回头，他带着少数亲信离开红军，投向国民党方面，敌人看中的不是他这个人有多重要，而是他“红军师长叛变”的名头。这样的身份，最适合拿来散传单、做宣传，企图扰乱红军内部。
彭德怀后来对亲属和身边年轻人要求特别严，不只是性格刚硬，也和郭炳生这段经历有关。他深知，如果一个人没有底线，能力越强，越可能在关键时刻造成更大破坏。
所以他宁愿把话说重，也不愿再看到类似事情发生。郭炳生投敌后，并没有得到真正信任，一个能背叛旧队伍的人，到了新阵营也很难被当成自己人。
敌人可以利用他的身份，却未必会重用他的人，此后的郭炳生，很快从红军猛将变成被人防备的叛将。关于郭炳生最后的具体死法，不同记述有差别，有说法称他在1933年前后被红军击毙，也有人在回忆中提到过不同判断。
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投敌后的日子并没有长久，更没有走出什么光彩道路。他曾经拥有过机会，最后却亲手毁掉了。
郭炳生的结局不是偶然。他早期的骄横、排斥政治工作、把部队权力看成个人资本，其实已经埋下祸根。
彭德怀念旧情，愿意给他机会，这有人情味；但历史也说明，带兵不能只靠私人感情。一个团队要走得稳，靠的是规矩、信念和共同目标。
能干的人如果缺少敬畏心，迟早会把自己的本事变成危险。郭炳生从猛将走到叛徒，最可惜也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自己选错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