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张学良什么样的历史评价？ 1. 统一功绩公认：无论哪个派系，都承认1928年东北易帜是张学良无可否认的历史贡献； 2.核心分歧根源是西安事变：国民党以自身政权存续、“攘外必先安内”为评判标准，因此长期否定西安事变；大陆以全民族抗战、民族大义为标准，高度肯定其历史功绩；
1936年12月25日下午，一架飞机离开西安。蒋介石获释，张学良却主动陪同前往南京。飞机落地后，西安事变基本收束，他的军政生涯也随之结束。此后五十多年，他再没有真正回到权力中心。
这个画面，恰好说明评价张学良为什么难。有人只记得东北易帜，有人只盯着九一八，还有人把全部判断都压在西安事变上。可历史人物不能靠一个动作定终身，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在国家统一、领土危机和民族存亡三个关口，他分别做了什么。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害。二十多岁的张学良接下东北军政大权，面前既有内部派系，也有日本方面的压力。日本希望东北继续保持相对独立，以便扩大控制；南京方面则要求东北归入统一政令。
半年后的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改悬国民政府旗帜。这个决定结束了东北与南京之间的分立状态，使全国在形式上完成统一。它没有通过大规模内战来解决，也打乱了日本分离东北的盘算。
因此，不论后来怎样评价张学良，东北易帜都是绕不过去的功绩。他没有把东北当作个人家业继续经营，而是在复杂局势中选择国家统一。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关头作出明确选择。
问题在三年后急转直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大片国土迅速沦陷。关于“不抵抗”命令怎样传递，后来有过不少争论，但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军政负责人，战略误判、准备不足和处置失当的责任不能推开。
这也是评价张学良时必须保留的一笔。爱国动机不能抵消决策错误，后来的贡献也不能让东北失守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东北百姓承受的苦难、东北军撤入关内后的失落，都是真实后果。只谈他的委屈，不谈他的职责，同样不公正。
可九一八不是故事的终点，反而成为他后来转变的起点。失去故土后，东北军长期在关内辗转，官兵思乡情绪强烈，却又被派往西北参加内战。张学良逐渐认识到，继续消耗国内力量，不但收复东北无望，还会给日本扩大侵略留下机会。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督促继续“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此前多次劝其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始终没有取得结果。12月12日，两人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提出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共同抗日等主张。
兵谏不是一般政治交涉，它冲击了当时的军政秩序，也把全国推到可能爆发更大内战的边缘。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不在“扣留”这个动作本身，而在于事件没有滑向杀戮和分裂，各方经过谈判选择和平解决。
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此后，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逐渐成为大势。西安事变没有凭空创造全民族抗战，但它改变了国内力量继续相互消耗的方向，为后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重要条件。这才是大陆高度评价张学良的核心依据。
国民党长期否定西安事变，也有清楚的立场来源。站在政权纪律和最高统帅权威的角度，张学良以军队扣押蒋介石，属于不能容忍的严重行动；若以国家能否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为尺度，西安事变又确实推动了时局转向。标准不同，结论自然相差很远。
今天再看，历史评价不能停在党派得失上。一个政权的权威受到冲击，与一个民族能否减少内耗、转向抗战，分量并不相同。张学良采用的手段有巨大风险，但事件最后产生的民族意义，不能被政权立场完全盖住。
张学良也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极重代价。1936年12月31日，他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1月4日虽获特赦，仍被“严加管束”，从此长期失去自由。1990年起，他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
1995年，张学良离开台湾地区，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他在檀香山去世。晚年的他没有把西安事变说成个人英雄表演。他的复杂之处正在这里：前半生有过严重失误，关键时刻又敢于承担一般人不敢承担的后果。
所以，给张学良的评价不该是“无过的英雄”，也不能是“误国的军阀”。更符合史实的说法是：他在东北失守问题上负有重大责任，但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统一，西安事变推动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两项功绩具有全国和民族层面的意义。
在我看来，历史评价要分清错误的大小，也要分清功绩的层次。张学良的过，主要是危机判断和军事处置上的失败；他的功，则是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存亡的关头，两次作出影响全局的选择。
功不能遮过，过也不能埋功。这不是替他开脱，而是把责任和贡献放回各自的位置，避免用一句口号代替整段历史。综合其一生，他应被看作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功臣，结论可以明确，过程却不能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