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3日，单德贵带着妻子女儿和两名随身警卫，投降了驻河间的日军。

单德贵不是什么小角色。他是湖南茶陵人，1911年生，穷苦人家出身，12岁没了爹。十六七岁被军阀抓去当兵，1930年跟红军打仗时被俘，转头参加了红军。这人打仗是真猛，从班长干到排长再干到连长，跟着贺龙走了长征。平型关战役他参加了，1938年跟着宋时轮、邓华的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打昌平县城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城墙，当场被提拔成营长。后来主力部队撤了，他带着五十多个人留在敌后打游击，硬是在平谷北边的山里扎下了根。到1940年前后，他手下已经发展到近千人，每个班都配了轻机枪。那时候在冀东，提起单德贵的名字，日本人头疼，老百姓竖大拇指。

就这么一个人，在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投了敌。

消息传出来，冀东根据地炸了锅。日伪电台添油加醋地播，说单德贵“不满共产党的土匪政策，弃暗投明”。那边13团的干部战士听了，谁都不信，当年一起钻山沟、啃树皮的老首长，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可后来证实了，是真的。单德贵被封了个“京北剿匪少将支队长”，穿着日伪的军装，带着伪军到处晃。

他为什么这么做？后来被抓了，他自己交代过。他说分区领导把他当外人，把他兵强马壮的三支队撤销了，合并成13团，让他这个司令降成了副团长。他说当初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哪个也没他人多、枪多，仗也没他打得多。三个支队长最后就剩他一个了，还这么对他，他想不通。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可细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包森当团长，那是四纵的老战友，单德贵自己也说“这我没意见”。问题不在于谁当团长，而在于他那股子“老子功劳最大”的劲头压不住了。一个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人，最后被一个“想不通”推上了绝路。

但这事邪乎就邪乎在，单德贵投敌之后干的事儿，跟别的汉奸不太一样。

有一回，13团得到情报说单德贵带着伪军来了，就在平谷东高村设了伏击圈。等单德贵的队伍从正面过来，那些当年跟他一起打过仗的干部战士，端着枪手抖，眼泪往下掉，谁都不忍心朝老首长开枪。有人朝天放枪，有人把手榴弹扔到空地上。一场伏击战硬是打成了“鸣枪送客”。后来日军冲上来，13团吃了亏撤了。这事在八路军战史上都少见，有人把三河地区单德贵那支伪军戏称作“老13团”。

还有更离谱的。1945年，单德贵跟着日军攻打根据地大、小官庄，包围了16团政委谭志诚部几百号人和几千老百姓。日军指挥官小岛一郎要开炮，单德贵硬是给拦住了，他挂着少将军衔，小岛也得给几分面子。他带着伪军进了村，看到当年的老部下，紧急动员老百姓拿出衣服让战士们换上。天亮了对小岛喊：“这里八路少少的，全都是良民大大的”。几千老百姓和混在里面的几十个八路军干部战士就这么放走了。剩下那些来不及换衣服的伤员和干部，他说“这些都是我原来的部下，我带走补充我的部队”。押上车之后，路上又放走了四十多个。

你说他是汉奸吧，他干的事不像汉奸。你说他不是汉奸吧，他确确实实穿着伪军的衣服、顶着伪军的官衔、替日本人干活。

他后来跟人喝酒的时候哭过。他说自己在冀东“肃托”的时候受了不公正待遇。他说自己给根据地筹过三百多万经费。他说日本人劝降他拒绝过好几次。他说投降是“迫于活命”。他说自己没杀过一个老百姓，暗地里还在抗日保民。他还说，要是真想端咱们的老窝，一端一个准，可良心不许啊。

这些话是真是假，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但有一点是铁打的。他选择了投降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另一面。不管你后来做了什么，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汉奸”这两个字，一旦沾上，就洗不掉了。

1945年日本投降，单德贵又投了国民党，当了冀察骑兵挺进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同年被河北省第五区保安司令部抓了。1946年国民党河北高等法院判了他12年，后来改判6年。1949年北平解放，押解途中跳车自杀。一说是被秘密处决。

一个走过长征的老红军，一个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指挥员，最后落了个跳车而死的下场。他的功是功，罪是罪，功过没法相抵。但这人身上那种拧巴、那种矛盾、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让人没法简单地用“英雄”或者“汉奸”两个词就给他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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