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谢晋元的遗孀向陈毅要了一个房子，陈毅就把吴淞路466号送给她，几天后，有人举报:她带了七八个年轻男人住进去，行为很可疑。

1949年，在上海刚解放不久，市长陈毅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名叫凌维诚的女人写的。她在信中请求，将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吴淞路466号房子给她和一群“特殊的人”继续使用。

陈毅看过信，立刻批复同意，而那些“可疑人物”并不是别人，而是被称为“八百壮士”的谢晋元部下，以及他们的子女。

有些人手戴木制假肢，甚至还有人，父亲牺牲时他都还没出生，带着他们住进吴淞路466号的女人——凌维诚，也不是普通人。

她的丈夫谢晋元就是那个在1937年淞沪会战中率“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军官，四天四夜的战斗直接激励了当时的前线士气。

凌维诚原是上海滩有名的富家女，但谁也没想到，一个千金小姐，竟然在1929年嫁给了出身农家的谢晋元。

两人婚后感情融洽，虽然生活条件算不上优渥，但也幸福美满，直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夕，谢晋元把怀孕的凌维诚和几个孩子送回广东老家，他只留下一句“抗战胜利时再见”就离开了。

然而，这却成了一生的诀别，在四行仓库的战斗中，谢晋元带领的“八百壮士”面对日军的疯狂攻击，坚守阵地，用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歼灭了日军200余人，还击毁两辆日军战车。

战斗结束后，“八百壮士”被迫撤入租界，之后在孤军营里被软禁了好几年，谢晋元因此成为日军的眼中钉，最终在1941年被叛徒刺杀。

当时的凌维诚，已经从富家小姐，变成了每天插秧、种稻谷的农妇，丈夫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她正在广东乡下，靠搓草绳、做鞋底卖钱养活孩子，甚至不得不典当掉结婚时的翡翠耳环来换粮度日。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一天只能吃一顿槐树叶拌玉米面的“抗战饼”，1945年抗战胜利后，凌维诚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上海，但战后的生活远比她想象中艰难。

娘家早已破产，他们一家住在狭小的亭子间，更让她揪心的是，她发现丈夫的那些部下依然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

幸存的“八百壮士”好多因为被日军俘虏做苦工，有的蜗居在谢晋元墓旁守灵，有的在社会底层挣扎。

看到这些，她当着一群曾经跟随谢晋元出生入死的老兵的面，红了眼眶，她开始四处奔走，为“孤军”争取一个容身之地，经过恳求才争取到吴淞路466号。

这栋楼到手后，她又联系那些散落在上海各处的孤军，把他们接过来住，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想办法养活这些人。

靠组织大家生产日用品，比如织毛巾、做肥皂，她还取了一个名字，叫“孤军牌”，消息传开后，上海市民知道了产品的来历，纷纷跑来购买，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

她在这栋楼里，还办起了“家庭式学校”，每天白天，大家生产日用品，到了晚上，她就在院里教战士和孩子们学习文化，她带着一群汉字不认几个的大汉学习古文，写到“苟利国家生死以”这几个字时，满屋的汉子全都红了眼圈。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很多年轻的孤军后代主动报名参军，他们临走前，把当年凌维诚用来做“抗战饼”的模具郑重还给她，表示不愿意再让她为难了。

那一刻，凌维诚没有多说，只是目送他们离开，一批批老兵和遗孤离开，但吴淞路466号的门从没关过。

旧楼角落里放着丈夫战时留下的遗物，阵亡士兵的遗书、军帽，还有铁锈斑驳的绷带，她整理得整整齐齐，凌维诚留在这栋楼一直到1991年去世，半辈子都在照顾这些孤军和他们的后人。

她的孩子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陈旧的樟木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这几十年来收集到的慰问信和一本笔记。

笔记上写着107个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病故”或者“回乡”的字样，对于历史，她没有豪言，也没有催泪的誓言，只是一步步地走，一个个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