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了个最大的战略失误！”新加坡外交官马凯硕曾经早年声称，中美闹僵不怪美方打压，只怪咱们疏远美商。一晃六年，实打实的投资数据摆在眼前，这套说辞实在经不起现实推敲。
 
2020年，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谈到中美关系时，曾把一个重要原因指向中国。他认为，中国与美国商界的关系出现疏离，导致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时，美国大企业没有像过去那样出面踩刹车，中国由此失去了在美国国内的重要支持力量。
 
这番提醒并非完全没有价值，中美经贸关系稳定时期，波音、通用汽车等企业确实曾经为了订单和利润，在华盛顿游说维持对华合作。
 
不过，把美国商界后来不再积极发声，直接归结为中方疏远了美商，因果关系就显得过于简单了。企业从来不是脱离本国制度单独行动的政治力量。
 
一个美国公司可以重视中国市场，也可以希望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但只要华盛顿划定新的法律红线，企业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合规，而不是替两国关系充当调解人。
 
过去几年，美国针对中国企业和产业实施的限制，并不是商界态度冷淡以后才被动出现的。美国政府持续保留并调整“301关税”，部分中国商品面对的税率进一步提高。
 
2025年1月，美国对外投资限制规则正式生效，半导体、量子信息和部分人工智能投资被纳入禁止或申报范围。企业即使愿意扩大合作，也必须在这些规定内行事。
 
 
这就像两家公司本来合作得不错，其中一方的管理部门突然规定，哪些设备不能卖，哪些项目不能投，哪些技术合作必须申报。到了这个时候，合作减少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另一家公司没有把关系维护好，而是规则已经发生改变。
 
再把目光放到中国的政策变化上，情况也与“主动疏远美国企业”对不上。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31条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仅剩的两项外资准入限制被取消。
 
现实中的美国企业也没有按照“被中国赶走”的剧本行动。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于2024年5月动工，2025年2月正式投产。
 
这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以外建设的首座储能超级工厂，规划年产一万台大型储能系统，储能规模接近40吉瓦时。项目从开工到投产用时不到一年，产品还将供应全球市场。
 
假如中国真的在战略上排斥美国商界，这类项目很难获得如此明确的落地条件。到了2026年，投资数据又提供了一组更直接的观察窗口。
 
今年前5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这个下降不能回避。
 
 
不过，同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同比增长5.3%，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9.4%，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17.3%。
 
数字有升有降，恰恰说明外资正在重新选择行业和项目，而不是简单撤离。近六成受访美资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超过七成的企业暂时没有考虑把生产或采购环节迁出中国。
 
企业当然还会提出市场准入、监管透明度和公平竞争等诉求，这很正常，做生意的人都会算成本、看回报，但提出问题与放弃市场完全是两回事。
 
因此，真正需要分清的是两套逻辑，商业逻辑关注市场规模、供应链效率、人才和利润，战略逻辑则关注技术优势、产业控制力和国家竞争。
 
当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用国家安全概念管理贸易、投资与科技时，美国企业能够左右对华政策的空间自然会缩小。过去美国公司愿意为中美合作说话，是因为合作能够带来收益，同时美国国内也允许它们这样做。
 
 
后来声音减少，一部分原因可能来自在华经营中的现实分歧，更关键的变化却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企业若公开反对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供应链调整，就可能面对国会压力、舆论质疑与合规风险。
 
马凯硕当年的判断，抓住了美国商界作用下降这个现象，却没有充分解释这种变化背后的制度力量。美国企业不是中美关系的总开关，更不是只要中国多给一些市场机会，就能替中国挡住华盛顿战略压力的保护伞。
 
数据已经说明，中国市场并未关门，美资企业也没有集体离开。美国资本仍会进入具有增长空间的行业，美国企业仍会为中国市场制定长期计划。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华科技、投资和贸易限制也依然存在。两种现象同时出现，才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真实样子。
 
在我看来，维护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当然重要，中国也需要继续改进营商环境，保障各类企业公平参与竞争。
 
不过，这种努力应当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不能寄希望于外国企业替中国改变美国的战略选择。大国竞争一旦进入产业、科技和制度层面，几家跨国公司的订单很难扭转方向。
 
商业利益能够降低冲突成本，却未必能够阻止政治力量重新划线。企业会追逐利润，政府会计算战略利益，两者有时重合，有时也会迅速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