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麻术后1小时，一女子报案称遭医生吮吸胸部，DNA鉴定结果与涉事医生一致。该医生因涉嫌强制猥亵被刑拘，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判其无罪。检察机关不服，提出抗诉，二审将依法审理。

2017年11月23日的一台常规外科手术。当天下午，女子莫某在当地医院接受全身麻醉下的腹腔镜阑尾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主刀医生完成操作后离开手术室，由当班麻醉医生留下负责患者的术后复苏工作。

对莫某而言，这场本该普通的小手术，却成了她口中的噩梦。术后大约一小时，也就是当晚七点左右，逐渐恢复意识的莫某，在男友陪同下向医院投诉，称自己在苏醒过程中遭到了麻醉医生的猥亵。她描述称，当时自己意识已经清醒，但全身麻痹无力，完全动弹不得，清晰感觉到有人拉下自己的衣物吮吸左胸，甚至还伸手触碰下体。

医院方接到反映后立刻报警，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作为核心物证，技术人员从莫某胸部提取了擦拭物送检，很快得出鉴定结果：提取物中的DNA分型，与当班麻醉医生的血样在15个STR基因座上完全一致。2018年1月，这名麻醉医生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警方刑事拘留，随后被正式批准逮捕。

单从表面证据来看，这似乎是一桩事实清楚的案件。被害人明确指认，关键身体部位留有嫌疑人DNA，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足以支撑刑事指控。也正因此，当一审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时，不仅当事人无法接受，也让不少关注此案的公众感到意外。

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存在明显的证据短板。全案能够指向被告人的证据，只有被害人的单方陈述和这份DNA鉴定意见，而恰恰是这份看似关键的DNA证据，不具备定罪必需的排他性。

被告人在庭审中始终否认存在猥亵行为，他给出了完整的诊疗行为解释。他称，术后患者从手术台转移到平车时，曾出现血氧饱和度下降的紧急情况，他当时立刻用双手按压患者胸部进行了辅助呼吸急救。此外，术后拔除患者胸前的心电监护电极片，也必然会接触到胸部皮肤，这些都属于规范的正常医疗操作。

医院麻醉科主任也出庭作证证实，麻醉医生在日常复苏工作中通常不会佩戴手套，在急救按压、拔除电极片的过程中，接触患者胸部是完全正常的诊疗行为。换言之，胸部遗留的DNA，完全有可能是医生通过手部皮肤接触留下的汗液或皮屑，而非被害人陈述的 “吮吸” 留下的唾液。

更关键的一处矛盾在于，被害人陈述中明确提到自己下体也遭到了侵犯，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其下体提取物中并未检出被告人的DNA，这与被害人的部分陈述存在明显出入，无法形成完整的印证关系。

基于这些疑点，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排除DNA是正当医疗行为遗留的合理怀疑，不能形成完整、排他的证据链条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最终按照疑罪从无的刑事原则，判决被告人无罪。

一审宣判后，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不服，依法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院的抗诉逻辑十分清晰：案发四天后才从被害人胸部提取到DNA，说明该物证附着力极强，如果只是普通的手部皮肤接触，不可能在人体皮肤上留存这么长时间，这份鉴定结论足以和被害人的陈述相互印证，一审判决存在证据采信错误，应当认定被告人罪名成立。

2019年10月11日，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抗诉案。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DNA证据的性质展开了激烈辩论，而一份办案机关出具的补充说明，成了左右二审结果的关键。

负责侦办此案的警方出具说明明确表示，从被害人胸部提取到的DNA，受技术限制无法鉴定究竟是唾液遗留，还是皮肤汗液、皮屑遗留。这就意味着，检方提出的 “附着力强=唾液遗留” 的推论，没有科学鉴定作为支撑，本质上依然只是一种可能性，无法成为定论。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份DNA证据确实能证明被告人存在作案嫌疑，但嫌疑不等于法律事实。

刑事诉讼的定罪标准，是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现有证据既不能直接证明DNA来自猥亵行为，也不能彻底排除它来自正常诊疗操作的可能，本质上依然没有跳出 “合理怀疑” 的范畴。

除此之外，医学领域的专业观点也为案件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合理怀疑。有医学专家指出，全身麻醉常用的丙泊酚等药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导致患者在苏醒期出现感知幻觉，其中就包括性幻觉，患者可能会将真实的医疗接触脑补为性侵犯行为，这种情况在国内外临床中都有公开记录。

最终，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检察院的抗诉，维持一审的无罪判决。法院在裁定中明确，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符合疑罪从无的刑法基本原则。

事实上，这起案子的核心，从来不是 “医生到底有没有做”，而是 “现有证据能不能在法律上证明他做了”。刑事司法的逻辑，和大众的日常直觉有着本质区别。

信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2刑终348号刑事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