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云南纳入了中华版图。云南这块地方在唐朝叫南诏，在宋朝叫大理，一直不受中央王朝控制。 唐时的云南叫南诏，宋时改称大理，从表面看尊重中原，实则自成王朝。 那时候的中原朝廷，忙于自己的事儿，无暇顾及西南。 唐军攻南诏只能留几个官印宣个旨，走后地方照旧

唐代的南诏，并不是一个等待中原随时接管的小地方。738年，蒙舍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被唐玄宗册封为云南王。南诏早期得到唐朝支持，后来实力越来越强，逐渐有了自己的军队、官员和对外关系。
它既接受唐朝封号，也曾与唐朝发生激烈战争。双方关系好的时候互派使者、往来贸易，关系紧张时又兵戎相见。唐朝虽然多次派兵进入云南，却一直没能建立稳定、持久的州县管理。
南诏灭亡后，云南又经历了几个地方政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政治中心仍在苍山洱海一带。
大理国与宋朝保持联系，也接受宋朝册封。当地的马匹、药材进入内地，中原的丝绸、书籍和铁器也不断传入云南。看起来双方来往不少，实际却各有一套制度。
大理国自己设置官员、征收赋税、组织军队。宋朝的政令，无法直接送进洱海边的州县，更管不到偏远山寨。接受封号是一回事，是否由中央直接管理，又是另一回事。
宋朝并非不知道云南重要，而是长期被北方局势牵住。辽、西夏、金接连带来压力，朝廷的大量兵力、钱粮和注意力都放在北方。
云南山高路险，远征一次花费巨大，打下来以后更难守住。宋廷因此大体守住川西南一线，与大理通商、通使，却很少向云南腹地大规模推进。
这种局面延续了三百多年。商队可以穿过山路，僧人和使者也能来回走动，但商路能通，不等于政令能通。中原王朝对云南的影响，往往到了边界就慢了下来。
十三世纪，局面突然改变。
1253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兀良合台等将领分路向南推进。大理城很快失守，段氏政权失去了独立地位。末代国主段兴智后来被俘，仍被元廷留下，协助安抚当地。
保留段氏，并不是让大理恢复原来的地位，而是借助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减少抵抗和动乱。元朝很清楚，打下一座城并不难，难的是让百姓接受新的秩序。
刚开始，蒙古军主要用万户、千户等军事方式管理云南。这套办法适合行军打仗，却不适合长期过日子。军队可以镇住一时，却处理不了水利、诉讼、赋税、道路这些日常事务。
到了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被派往云南主持政务。此后数年，云南行省的组织逐渐稳定。中庆，也就是今天昆明一带，成为行省的行政中心。
云南的政治重心由大理向昆明转移。原来的地方管理方式，也被逐步调整为路、府、州、县。中央有了常驻官员，地方有了固定衙门，政令可以沿着一层层机构向下传递。
这并不是简单地改几个地名、换几块牌匾。
过去中央王朝面对云南，主要依靠册封、朝贡和临时出兵。元朝设立行省后，谁负责征税，谁审理案件，哪里征调军粮，官员向谁汇报，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规矩。
元廷也没有把当地原有势力全部赶走，而是让一部分地方首领继续管理本地百姓，同时接受行省约束。这样做既照顾了云南各地情况复杂的现实，又把地方权力慢慢纳入中央制度。
赛典赤在云南留下的名声，主要也不是来自战争，而是来自治理。
当时昆明附近常受滇池水患影响，农田容易被淹。赛典赤主持疏通河道，整治滇池出水口，让部分积水能够排出，许多荒废土地重新耕种。
对普通百姓而言，行省究竟叫什么，可能并不重要。水能不能排出去，庄稼能不能收成，官府遇事是否管用，才是最直接的感受。
道路也在发生变化。元朝在云南陆续建设驿站和驿路，把中庆、大理、滇南、滇西连接起来。公文、军需、使者和商旅有了固定线路，云南与四川、湖广等地的联系明显加强。
过去翻山越岭，多靠熟悉道路的马帮领路。驿路建成后，一条条地方小路被接入全国交通体系。中央的命令能够更快送达，云南的物产也更容易运往内地。
与此同时，学校和文庙陆续建立，中原的文字、典章和教育方式传入更多城镇。各族百姓依然保留自己的语言和习俗，但大家开始在同一个行政框架下生活、经商和处理纠纷。
云南行省建立后，这片高原的地位也变了。它向北连接川西和青藏高原，向南通往缅甸、安南等地，既是西南边防的重要支点，也是对外交通的门户。
元朝以后，明朝继续保留云南省级建制，又增设府州县、卫所，推行屯田。清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西南治理。王朝虽然几经更替，云南作为国家西南重要地区的地位，却再也没有退回南诏、大理时期的状态。
因此，元朝留给云南的关键变化，不只是结束了一个地方王朝，也不只是地图上多出一个行省。
它把过去时断时续的联系，变成了能够长期运行的制度；把朝贡和封号，变成了具体的州县管理；又用道路、驿站、水利和学校，让中央治理真正落到百姓生活之中。
从那以后，云南不再只是中原王朝能够看见、却难以长期管理的西南高原，而是逐步成为统一国家行政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