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淮海战场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的统治已呈雪崩之势。
南京国防部的一纸释放令，让一个被世人唾弃的名字重新浮出水面——前四川省主席、投靠汪精卫的汉奸王缵绪，凭借着旧部在保密局的斡旋和一笔遮遮掩掩的保释金，在囚禁两年后重见天日，仓皇潜回四川。
世人原以为他会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悄无声息地烂掉，谁料这不过是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投机生涯中，又一次可耻的脱逃。

王缵绪，字治易，四川西充人，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这个学堂孕育了川军中最为庞大的派系——速成系，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皆出此门。
在这批枭雄之中，王缵绪论地盘不如刘湘，论实力远逊潘文华，但他有一项旁人难以企及的本事：伪装。
四川老报人邓穆卿在《成都旧闻》中记载，王缵绪常年手持《太上感应篇》，早晚焚香，满口佛号，自号“至园居士”。
然而，就是这位“居士”，在兼管盐政时疯狂敛财，在绵阳、广汉一带广置田产，家中丫环仆役成群。一次在西充老家，他看中佃户之女，欲纳为妾，原配夫人稍有怨言，竟被他一脚踢成重伤。这种极致的表里不一，成了他驰骋乱世的第一张面具。

论在四川军政格局中的分量，王缵绪始终无法跨入第一流。
真正的川康巨头，是刘湘、刘文辉、邓锡侯。他充其量是速成系内部一个善于依附的次强角色，手里从未掌握过真正的基干武力。
1938年刘湘在汉口暴毙，川局陷入真空，蒋介石急欲将中央势力楔入四川。王瓒绪嗅到风向，第一个公开通电效忠，并通过拉拢顾祝同、张群，硬是在刘湘旧部潘文华、王陵基的虎视眈眈下，抢到了四川省主席的宝座。
这就触了众怒。
1939年，川军刘湘系嫡系将领彭焕章、陈兰亭等七名师长联名通电，列举王缵绪“把持盐税、贪污渎职、任用私人、强种鸦片”等十大罪状，并调动军队逼近成都，史称“七师长倒王”。
这份通电措辞之激烈，可见他当时已失尽四川人心。
蒋介石见众怒难犯，只得让他辞去省主席，自己兼理，以息众怒。
从此，王缵绪在四川本土的核心圈里，再无立足之地。

为了挽回面子，之后王瓒绪主动请缨出川抗日。1939年底，他被任命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拉着一万多西充子弟兵开赴第五战区。
然而，据该集团军参谋长韩全朴后来撰写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抗战纪实》披露，这位王总司令的指挥堪称荒唐：作战会议要先扶乩问卦，部队转移要根据黄历决定方向。
1940年随枣会战时，他朝令夕改，导致所部在大洪山被日军穿插分割，死伤枕藉，他却向上谎报大捷。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此痛斥：“川军王缵绪部，纪律废弛，战力孱弱，其本人根本不懂现代作战，绝非将才。”
1942年，他被调回重庆，送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等于被彻底剥了兵权。

仕途断绝，王缵绪心生怨恨，开始秘密寻找新出路。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汪伪政权正在积极拉拢失意军人。他觉得待价而沽的时机到了，于是潜离重庆，经香港转赴南京，公开投靠汪精卫。他旋即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还在伪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劝诱川中旧部“响应和运”。
消息传回，各界震怒，《新华日报》刊文痛斥其为“川人之耻”。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查获的日军联络官报告，里面如此评价王缵绪：“名望虚高，缺乏实际统御力，可利用其做宣传，不可赋予实权。” 当一个汉奸当到连主子都打心眼里瞧不上，其投机生涯的失败底色已暴露无遗。

抗战胜利后，王缵绪在南京被捕。
1947年，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庭上他仍试图用老一套话术狡辩，称自己是“奉令策反”，但多名证人出示了他亲笔签发的“清乡”手令以及协助日军征粮的证据，轻易拆穿了他的谎言。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监狱管理一片混乱。他利用旧日关系疏通关节，竟拿到了一份释放证明，得以潜回四川西充。解放后，1950年他在当地被公安机关捕获，随后关押于功德林监狱。
在漫长羁押中，他不断写材料自我剖白，但时代的审判早已落下。
1960年，王缵绪在保外就医期间病死，终年七十五岁。

对这位投机了一辈子的军阀，四川父老有一段极其精炼的盖棺论定。
成都耆老、曾任省参议员的李铁夫在笔记中写道：“王治易一生，道学其表，诡诈其心，反复无常，终无善果。”
同辈军阀刘文辉在晚年口述中，提及此人只淡淡一句：“王治易么，一贯投机而已。”
一个在每个历史关口都选最奸巧路走的人，最终被每一个他所依附的势力所鄙弃。
这便是王缵绪留下的最真实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