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师长时被副师长管，当司令又请不动副司令，之后愤而率部起义。这个人叫王家善，黑龙江巴彦人。

说起来这位王家善，早年可是正儿八经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过金的，军事素养在那个年代的东北军里头算得上拔尖。可就是这么个人物，一辈子愣是没舒坦过几天。

1946年秋天，王家善接过独立第九师师长的委任状时，心里头还热乎了一阵，总算能正儿八经带兵打仗了。可等他到了辽东半岛驻地一瞧，心凉了半截。师部那张大印搁在桌上就是个摆设，底下团长营长们办事，宁可揣着副师长写的条子也不找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南京那边给他塞了个“监军”，新六军第十四师副师长许颖，军衔不过是个上校。一个上校副师长指挥一个少将师长，这种上下级颠倒的怪事，搁谁身上能咽得下这口气？有一回他想调个炮兵连修工事，电话打到军部直接给驳了回来，接电话的参谋还阴阳怪气说：“王师长，您这炮兵连得留着打老虎啊？”王家善气得直骂娘：“老子们是后娘的后娘养的崽！”

可骂归骂，他还是忍了。为啥？至少编制上这支部队算混上了“正规军”的名分。

转年到了1947年，东北战局吃紧，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王家善主动请缨，被任命为营口防务司令兼市长，带着部队驻防营口。他寻思这回总算能说了算了吧？结果更憋屈的事还在后头。

营口这地方地理位置太重要了，控制了营口就等于掐住了东北战场的命门。王家善不遗余力地修工事、筑防线，一条二十里的外围防线愣是给修起来了。可就在他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国民党海军副司令桂永清来营口视察。王家善琢磨着请这位爷吃顿饭，拉拉关系，结果桂永清连船都不肯下。原因呢？之前王家善向海军请求火力支援，桂永清听说后勃然大怒：“王家善算老几，竟敢调用老子的舰艇？”一个司令被副司令当众打脸，王家善在部下面前算是丢尽了人。

更窝火的还在后头。1947年秋天，原营口市长袁鸿逵，就是战火一起就脚底抹油那位，听说仗打完了，又大摇大摆回来了。这人脸皮也够厚，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杜聿明写的便签，要王家善让出市长位子。王家善气得发电报去问，回电倒也干脆：“可将市长兼职交出。”他把电报撕得粉碎，骂了一串脏话。一张便条就把市长撸了，这口气谁能咽得下去？

有人可能会问：王家善好歹是个带兵的师长、司令，怎么混得这么惨？

说到底就仨字：出身差。他早年给伪满洲国当过差，当过伪满步兵师旅长。在国民党那套“嫡系vs杂牌”的体系里，这身份简直就是原罪。有回他去沈阳领补给，后勤处长当着他面跟秘书说：“给这些二鬼子发什么弹药？留着喂老鼠算了。”回来火车上看见报纸，自己名字居然在审判名单里，边上坐着的商人赶紧往旁边挪了两个座位。

说白了，人家就没把他当自己人。仗要你打，权不给你，脸面更不给你留。危险的时候杂牌卖命，太平的时候嫡系做官，这套玩法，王家善算是尝够了滋味。

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东北战场形势大变。解放军冬季攻势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营口成了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官兵士气低落。王家善心里那杆秤开始晃了，继续给这帮人当炮灰，图啥？

其实早在1947年底，他就派人跟解放军那边搭上了线。1948年2月23日，双方敲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

两天后的2月25日，王家善导演了一出好戏。那天拂晓，辽南独立师对营口发起佯攻。王家善趁机向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建议开个紧急城防会议。下午两点，营口国民党党、政、军头头脑脑准时到了五十八师师部。会开到一半，王家善借口“东北行辕来电话”起身离席，临走还叮嘱警卫员：“给各位长官倒茶点烟，务必招待好。”他前脚刚出门，后头警卫连就冲进去把门一锁，三十八名军政要员一个没跑掉，全给摁那儿了。

当晚七点，三颗信号弹升上营口夜空。八千多官兵开城门、换旗帜，营口就这样和平解放了。

后来这支部队改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王家善接着当师长。再后来，他带着部队从东北打到平津，又从平津打到成都。1950年，他还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

回过头来看王家善这一辈子，挺有意思的。你说他是个投机分子吧，人家在日本留学时就跟同学搞“真勇社”秘密反满；在伪满当差时也没少给抗联通风报信、偷运物资。你说他是个英雄吧，他又确实给日本人、国民党都当过差。人性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我更愿意这么看：在那个山河破碎、人人身不由己的年代，一个人能在受尽屈辱之后还保有最后那点尊严和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掀桌子，这本身就不容易了。

王家善197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他留下一本书，叫《暂编第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经过》。不知道他在写那些年被副师长管、被副司令骂的日子时，下笔的时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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