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两包烟，粟裕疑惑地拆开烟盒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电报科成了怀疑中心。会议刚开完，骨干名单、回程路线、落脚地点就被敌人摸得门清，连几条路上可能设伏都像提前画好了。要说一次两次是巧合，谁信？次数一多，粟裕心里就有了数，队伍里出了内鬼，而且还是能碰到核心电报的人。

粟裕为什么不立刻掀桌子？因为真要大张旗鼓去查，对方很可能先动手，整个部队都得跟着乱。皖南事变那次，新四军已经吃过电报失守的大亏，他太清楚通信一旦漏风，会把多少人直接送进死路。这一次，他只能先稳住局面，再等一个能把真相递到手里的机会。

机会很快来了，线落到了伪军中将施亚夫身上。表面上，他是汪伪第七师师长，穿着敌人的军装，进出日伪高层会议，谁看都像自己人。可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安插进去的人，专门替新四军盯着敌营里的动静，消息一到手，就要想办法送出去。

那天，日伪突然开紧急会，摊开一份刚搞到的绝密材料，说新四军刚开完高级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是谁，走哪条路回去，写得一清二楚，日军连伏击圈都布好了，准备一口吞掉新四军的指挥骨干。施亚夫表面上还故意问了几句，像是在替敌人挑毛病，心里却一下凉了半截，因为他自己也刚收到新四军开会的消息，这份情报不是吓唬人，是真的。

问题在于，敌人到底怎么摸到的？施亚夫很快判断出来，能把消息传出去的，不是普通通信员，而是能接触电报的人。时间卡得太死，他来不及绕弯子，只能按和粟裕事先约好的办法，把一张纸条塞进烟盒里，再让人把两包烟送过去。别看只是两包烟，里面那张纸条写得明明白白，日军掌握了会议内容和行军路线，泄密口就在电报线上。

粟裕拆开烟盒，脸色当场就变了。他没有再犹豫，马上下令全军集合，刚开完会的指挥员立刻改道，电台也要马上管住，同时派人去抓电报科科长。这个命令一出，不少人都愣住了，平时看着老实的人，怎么会突然成了头号嫌疑？可战场上最危险的，往往就是最不起眼的位置，不是吗？

很快，真相就露出来了。电报科科长果然就是内鬼，他借着职务之便，把会议内容一条条发给日军，换来的不过是卖命钱。等抓捕的人赶到时，他已经察觉不对，转身就跑，还掏枪反抗，最后当场被击毙。那一刻，真正被撕开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伪装，还有新四军内部最危险的一道口子。

更险的是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那一路。按原定路线，他本该顺水赶回去，结果湖面起了大雾，船在水上绕来绕去，硬是耽搁了好几天。等他终于靠岸，才知道日军就在离自己不到三十里的地方等着，伏击圈已经铺到眼皮子底下。要不是那场雾，后果谁敢想？一支指挥队伍要是被连根拔起，局面立刻就会翻过去。

日军后来只能干瞪眼，守了半天，等来的却是一场空。人没截住，指挥系统也没被打散，原本想一锅端的算盘，就这么落空了。更讽刺的是，他们后来还怀疑内部有泄密，把施亚夫的师长职务撤掉，降成团长，越查越乱，越乱越说明这条暗线已经把敌营搅得不安生。

施亚夫没有在敌人阵营里耗到最后。1944年，他干脆拉起两千多名伪军起义，带人投向新四军。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在南京公安总队和江苏省建设委员会工作，直到2010年去世。说到底，这段历史最让人记住的，不是他穿过什么军装，而是1942年秋天那两包烟，在最紧的关口，把一整支军队的命给拽了回来。


信源：昆仑策——粟裕收到伪军中将送的一盒烟，脸色大变，立即命全军集合关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