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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万里本来要去湖北上任,可临走前,邓公发话了,他对华国锋同志提议:“让

1977年,万里本来要去湖北上任,可临走前,邓公发话了,他对华国锋同志提议:“让万里去安徽吧。”万里二话没说,立马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主要信源:(光明网——1977,万里的凤阳之行)

1977年春天,万里正准备去湖北上任,行李都收拾好了,却被邓小平拦了下来。

邓小平当时还没正式复出,但已经开始参与中央的人事讨论。

他找到华国锋,提了一个建议,让万里去安徽。

从湖北到安徽,看起来只是地图上的移动,背后却是一盘大棋。

邓小平很清楚,安徽当时是全国农村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生产队松散,农民没积极性,土地撂荒,粮食一年比一年紧。

有些村子,农民干一年活,分到的钱还不够买几尺布。

1976年,全省近四成的生产队要靠国家救济才能让大家吃上饭。

华国锋听了邓小平的分析,点头同意了。

1977年6月22日,中央正式发文,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万里到合肥后,没有先开大会讲话,而是带着秘书和司机直接下了乡。

他跑遍了安徽的市县,尤其是皖西皖北的贫困地区。

在金寨县,他走进一户农家,看到全家只有一条能穿出门的裤子。

男人出门干活穿,女人和孩子裹着破被子待在家里,锅里煮的是掺了糠的粑粑。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安徽山区不算少见。

跑了几个月,万里摸透了问题所在。

那时候都是生产队集体种地,干多干少最后分的粮都一样,大家都没心思好好干。

而且生产队连种什么作物都要层层上报审批,根本跟不上地里实际情况。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出台了“省六条”,核心就是给生产队松绑。

只要完成国家要交的粮,生产队自己决定种什么,也可以搞点副业。

文件发下去之后,基层很快活泛起来。

没等“六条”的效果完全显现,1978年安徽又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

全省近八成的地没法种秋粮。

万里把省委的人召集起来想办法,最后决定把集体暂时种不过来的地借给农户自己种。

让大家赶紧补种耐旱作物,收了之后除了交够国家的,剩下的归自己。

这个主意在省委里吵得挺厉害,万里坚持说救灾得看实际情况。

借地的政策下去之后,安徽当年秋种的播种面积比原计划多了八百多万亩。

借地开了分田到户的口子。

1978年冬天,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户农民偷偷商量,把生产队的地按人头分了,每户交够公粮剩下的自己留着。

他们还写了一张纸条,每户在上面按了红手印。

这事传到省委后,万里专门跑到小岗村去看。

他确认了大包干之后大家的干劲确实足,就明确说支持小岗村继续试。

1979年夏收的时候,小岗村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到十三万多斤。

相当于这个村前五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从不到二十块涨到了四百多块。

万里把安徽的情况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

邓小平看了安徽的文件,批了“可行”两个字,还把文件转去四川参考。

那时候民间就有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说法。

包产到户推的时候也有人反对,有几个省的干部公开说这是走资本主义的路。

万里没跟人吵,只反复说判断政策的标准就是能不能让农民吃饱饭。

1980年,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生产办法。

会上还有不少人不赞同包产到户,万里把安徽的增产数据和农民的反馈摆出来,最后大家达成了“允许部分地区先试”的共识。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慢慢在全国推开。

1980年4月,万里调回中央当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他把安徽的经验带到了中南海。

1988年,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任期间推动了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宪法。

2015年7月,万里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他去世的消息传到安徽,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自发组织悼念。

凤阳小岗村当年按红手印的几位老带头人特意赶到北京送别。

不少经历过包产到户的老人都说,要是没有万里当年顶着压力支持,小岗村的试验走不到今天,更别说后来全国的农村改革了。

回头看这段历史,最值得琢磨的不是万里有多大本事。

而是当一个制度让农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再多的政治宣示也救不了它。

真正救活中国农村的,是那十八个按手印的农民,是那些悄悄分田到户的生产队,是那个允许他们这么干、替他们扛下风险的省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