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丰年间两度辞相之后，王安石早已放下朝堂奔忙的心事，择江宁城东半山园安居，静静消磨余下岁月。

初次罢官归乡，他便卸下满身案牍劳形，平日闭门展卷读书，遇上风和日丽，便往城郊缓步闲游，只求一份清净安宁，躲开朝堂纷扰。只是彼时朝野非议新法的声音此起彼伏，神宗环顾满朝臣僚，竟无人能接续变法大业，几番遣使传诏，恳切请他重回京师主持新政。二度拜相，前路却愈发难行：神宗推行新政的心意渐渐游移，新旧朝臣各执己见，每每议事难免相持；当年经他悉心举荐、一路提携的吕惠卿，心生私念，暗中罗织言语构陷；长子王雱郁结于心，终是早早离世。一桩桩憾事接连落在身上，王安石心底那份济世安民的热忱，缓缓淡了下去，数次上书，恳切恳请归田休养。神宗感念他半生为国操劳，再三温言劝慰挽留，终究不忍强人所难，先授他判江宁府的闲职，不多时便应允他挂官归隐，自在安闲度日。

定居半山园后，他全然抛却昔日宰辅的威仪。从前出入宫阙，总有侍从、百官随行相伴；如今出门寻幽，只自家牵一头毛驴，不携仆役，缓缓穿行钟山郊野，静赏金陵四时烟树。路上偶遇耕耘乡邻、游学少年，他总是和颜相待，轻声闲话；若是有人认出这位前朝宰相，慌忙躬身行礼，他反倒快步侧身避让，待人平易谦和，半分身居高位的矜傲都无。

半山园本是朴素乡居，矮墙茅舍，不曾刻意栽种珍奇花木，屋内也无金玉玩好装点。朝廷念他家境清简，屡次送来良田华宅，他都一一婉言推辞，分毫不肯收受。神宗驾崩之后，高太皇太后临朝理政，起用司马光主持朝事，推行多年的新法尽数停罢。那日有城中友人登门，将朝中变动细细说与他听，彼时王安石已卧榻多日，精神本就孱弱。

听闻青苗、免役这些体恤民生的法度一概裁撤，他默然静坐许久，才低声轻叹：“这些法度本是循序渐进调和民生的法子，大可慢慢斟酌调整，何苦一朝尽数废止？”自那以后，他连日心绪沉郁，本就单薄的身子，一日衰过一日。多年苦心筹划、一心为百姓纾困的方略就此搁置，心中万千怅闷，他也不愿四处倾诉，只独自静静安放心底。

晚年的他极少再谈及朝堂旧事，白日里常静坐翻阅佛经，随心拈笔写几句小诗，将胸中万千心绪托付山水风物。时常泛舟秦淮河上，或是缓步登临钟山，见林间清风、江上落日，便随手记下短句，文字冲淡温润，再不见早年策论里刚劲锐利的笔意。从前上书议政，行文慷慨恳切，一心针砭时弊；晚年笔墨多描摹溪山悠然景致，传世《桂枝香·金陵怀古》便作于此间，字句之间，藏着阅尽兴衰之后，绵长柔和的淡淡怅惘。

他一生秉性简朴温厚，至暮年也未曾更改。若有人送来华美绸缎、精致珍馐，他一概委婉谢绝；日常只是粗茶淡饭、布衣素履，便觉心安知足。常有仰慕他文才的年轻后生远道登门求教，他总耐下心细细指点，言语包容温和，却绝口不提新旧党争、朝堂得失。倘若有人有意探问他对司马光、新法存废的看法，他也只是温和转开话头，与人闲谈花木山水，不愿再触碰过往纠葛。

元祐元年，王安石缠绵病榻日久，家中素来清寒，并无多余积蓄。朝廷听闻他病重，派人送来钱粮药材，他只收下调养身子的草药，其余金银财物尽数退回。这年四月，他安然辞世于半山园，终年六十六岁。

身后光景格外清寂。彼时新党失势，旧党执掌中枢，朝中官员多心存避嫌，不敢与他多有牵扯，前来吊唁慰问之人寥寥无几。多年之后宋哲宗亲政，再度重启新法，方才下旨追封王安石，恢复他生前爵禄。待到南宋，世人对于当年熙宁变法褒贬不一，他这一生的抱负、起落与功过，便静静留待后世之人细细体察、慢慢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