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开启了一项有趣的实验：成千上万的欧洲足球迷来到美国，其中一些人抵达时预想这里会是一个反乌托邦式的国家。如果只看欧洲主流媒体关于特朗普治下美国的报道，你甚至可能会觉得有必要穿上防弹衣才敢来。然而，从大西洋彼岸传回的亲身见闻却基调一致：这里的人们慷慨、友好且热情好客。游客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即使是那些从未听说过“购买力平价”（用于跨国人均GDP比较）概念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注意到了这里的富裕程度。汽车、房屋、餐馆，以及那种惊人的消费规模。他们注意到了这里与自己家乡现状之间的反差。你无需查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也能看出这一点，尽管该报告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即便在根据购买力进行调整后，美国的人均GDP目前仍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约38%。

我曾观察过从欧洲来访的朋友如何消化这些信息，通常会出现一个意料之中的“如释重负”的时刻。当他们在街头看到流浪汉时，紧绷的身体会放松下来。他们感到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印证。“啊，原来如此。也许我们的模式终究还是更好的。”来美访问的欧洲人往往都在寻找这种印证。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一个思考欧美差异的有用框架。美国人和欧洲人只是在“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的权衡中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欧洲人愿意接受较小的经济总量（“蛋糕”），以换取更公平的分配。欧洲人希望政府为他们可能遭遇的各种状况——失业、疾病、养老、劳动力市场的不顺或出身的不利——提供保障。美国人则接受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以换取强有力的激励机制：美国是奖励创新和冒险精神的国度，而巨大的经济总量就是明证。

如果认同这种观点，那么这仅仅是偏好问题，也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只是在“为了更好的社会保障而愿意牺牲多少效率”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取向。他们在同一条效率边界上选择了不同的位置。

过去几十年里，欧洲在科技及相关产业领域并未涌现出太多的创新。这并不难理解。如果企业主可以自主选择落户地点，他们绝不会选择在一个裁员成本极高的国家创办高风险的科技初创企业。这些国家之所以设定如此高昂的裁员成本，初衷正是为了保护工人免受裁员风险的冲击。同样，企业也不会选择那些资本市场欠发达、大多数公司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的国家。欧盟资本市场之所以相对滞后，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历史上一直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欧盟各国政府希望保护退休人员，使其免受“缴费确定型”（defined contribution）养老金体系中不可避免的投资回报风险——在该体系下，每个家庭都必须自行负责投资理财。

曾有一段时间，欧洲人似乎无需亲自从事创新，却能享受到绝大部分创新成果。那些重磅药物最初是针对美国市场并按美国价格开发的，随后以“边际成本加微薄溢价”的价格销往欧洲实行“单一支付方”医疗体系的国家。至于软件、搜索引擎、智能手机和各类平台——它们虽诞生于加利福尼亚，却被世界各地广泛使用。这种处境确实相当令人艳羡。美国凯丰基本面宏观经济足球国际足联世界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