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周扒皮”还狠！贵州贵阳一名电工在单位兢兢业业干了26年，本以为退休后能靠养老金安稳生活，临近离职才发现，公司多年来竟未替他缴纳社保，晚年保障一下没了着落。更让人寒心的是，面对这名老员工的维权诉求，公司拿出9.2万元，声称要一次性“买断”双方关系。走投无路之下，老人只能含泪向记者求助。


周安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做了大半辈子电工，临近晚年才发现，养老保险账户里没有那段工作留下的缴费记录。


他说，自己从1990年起就在项目上干活，1991年和1996年还签过用工合同，中间有几年离开单干，后来项目缺人，他又被叫了回去，前后累计工作约26年。


二十多年前的纸质合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可在周安明的记忆里，自己一直是工地上的电工，项目经理认识他，工友也知道他，线路、设备和配电箱出了问题，都是他过去处理。


直到2025年离职后查询社保，他才提出追缴多年养老保险的要求。


公司的说法完全不同，公司称，查阅2008年原公司破产改制后的在编人员档案，没有发现周安明的名字，相关人员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还表示，周安明后来与公司解除合同，并在2025年8月收到9.2万元经济补偿，书面承诺放弃双方关系中的其他权利主张。


周安明承认收到了这笔钱，却认为其中包含的是工资结算和离职补偿，并没有人明确告诉他，这9.2万元还要覆盖多年未缴的社会保险。


于是，问题就卡在了这里：这笔钱究竟结清了哪些费用？周安明过去不同阶段到底和谁建立了劳动关系，是原用工企业，还是后来的劳务派遣公司？


在我看来，“不在编”不能直接等同于“没有劳动关系”，现实中，大量劳动者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保存完整合同，但只要长期接受单位管理，从事单位安排的有报酬劳动，而且工作属于企业业务组成部分，仍可能形成事实劳动关系。


工资流水、工作证、考勤和派工记录、项目施工资料以及工友证言，都可以用来拼出完整的证据链。


当然，周安明中途离开单干的年份，不能混在一起计算，劳务派遣阶段也要单独理清责任主体。


该认定多少年，就认定多少年；该由哪家单位承担责任，也应根据实际管理、工资支付和合同关系确定。


二十六年不是靠一句自述便能全部成立，但也不能因为合同丢失，就把一个真实工作过的人从历史里抹去。


更关键的是，社保并不是普通的商业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或者劳动者承诺放弃社保，相关约定应认定无效。


只要查明某段时间确实存在劳动关系，一张写着“最终补偿”或“永久放弃权利”的收据，并不能当然免除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企业当然有权依据档案和协议进行抗辩，劳动者也必须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但企业掌握着工资表、人员名册、考勤和项目档案，在证据保存能力上明显强于普通工人。


不能一边长期使用劳动者提供的技能，一边等到争议发生后，用“档案里没有这个人”结束讨论。


我认为，这起纠纷最终需要解决的，不是9.2万元多不多，而是周安明那些真实工作的年份，能不能得到法律上的确认。


经济补偿解决的，是劳动关系解除后的利益安排，社会保险关系到一个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两者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在工地上修了几十年线路，晚年最不该面对的，就是一句冷冰冰的“查无此人”。


时间确实会让合同发黄、档案散失、工友离开，但劳动发生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把这些痕迹找出来，把每一段用工关系算清楚，该补的补、该担责的担责，才是这件事应有的结局。


工人的养老保障，不能被一张收据轻易买断，更不能在企业改制和层层用工关系中悄无声息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