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作为杂牌部队师长的鲍汝澧想要投奔八路军，但他的部下都不赞成。师参谋长魏琳说：“以你的暴脾气能应付共产党吗？况且，共产党能要你吗？就算胡宗南把你的部队编掉，还不得给你一个高参当当，让你吃一碗饭。”

魏琳这话一撂出来，屋里头七八个营长团长全跟着点头，像捣蒜似的。鲍汝澧闷着头抽他那杆铜嘴烟袋，烟锅子里的火一亮一暗，照得他那张黑脸盘子忽明忽暗。他晓得弟兄们心里头咋想的，这帮人跟着他从山东打到河南，又从河南退到陕西，八年抗战没少流血，可到头来番号是临时的，军饷是克扣的，伤兵是没人管的。眼下日本人刚降，胡宗南那边就递了话，说是要“整编”杂牌，明摆着是要吞掉这千把号人。弟兄们怕啊，怕去了八路军那边连这点家底都保不住，更怕他鲍汝澧那点火就着的性子，在共产党规规矩矩的队伍里三天就得闯祸。

可鲍汝澧心里头另有一本账。他早年在西北军里头混，见过冯玉祥怎么被蒋介石耍，后来又跟着老杂牌们东奔西跑，受够了嫡系部队的白眼。抗战那几年，他亲眼瞧见过八路军的游击队怎么在敌后扎下根，老百姓给送鞋送粮，那眼神里头有热乎气儿，不像在国统区，百姓见了当兵的就躲。他鲍汝澧粗归粗，可良心没瞎，胜利了，南京那边忙着接收大员发横财，重庆那边忙着抢地盘，谁还记得阵亡的弟兄？他琢磨着，共产党再严，严不过战场上子弹不长眼；规矩再多，多不过国民党里头那些弯弯绕。

说实在的，魏琳那番话戳中了两个要害。一个是他鲍汝澧的暴脾气，这他自己认，当年在台儿庄外围跟鬼子拼刺刀，他红着眼砍翻了四个，回头因为军需官克扣伤员药品，他一枪托砸断了人家三根肋骨。这样的主儿，能受得了连队里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板正？可他想通了，脾气不是天生的死疙瘩，得看对着谁。对着克扣军饷的王八蛋，他火大；可要对着真心抗日的队伍，他鲍汝澧低得下头。第二个要害是“共产党能要你吗”，这话听着扎心，但也不是没道理。八路军那边讲究出身清白，他这样跟过军阀、打过内战的杂牌，人家信不信得过？可他转念一想，人家连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都愿意改造，他主动投过去，总比那些被枪顶着的强吧？

至于魏琳说的“胡宗南给你个高参当当”，鲍汝澧听了只想笑。高参？那不就是一个光拿钱不说话的摆设吗？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当摆设。当年在洛阳，他见过多少被编掉的老团长，挂个“少将参议”的名头，天天泡在茶楼里打麻将，军饷倒是照发，可脊梁骨早就被抽掉了。他鲍汝澧要是图那碗安稳饭，早年间就该去投汤恩伯，何必在杂牌里死扛到今天？他怕的不是没饭吃，是吃了饭不干事，空长一身肉，对不住那些埋在战场上的兄弟。

屋子里头沉默了好一阵，窗外的槐树上知了叫得人心烦。鲍汝澧把烟袋往桌上一磕，站起来扫了一圈：“你们说的我都听进去了。可我得问一句，咱们这千把人，在国民党眼里是啥？是包袱，是累赘，是打完了仗就该扔的破鞋。可在共产党那边，哪怕就当个民兵连队，那也是自个儿的地盘上干自个儿的活儿。我鲍汝澧脾气臭，可我不傻，谁把兵当人看，我分得清。”

他这话说得糙，可底下几个年轻连长眼神开始活泛了。参谋长魏琳叹口气，不再言语，他知道拦不住。其实魏琳的担心也不是没来由，共产党那边纪律严明，搞民主集中，鲍汝澧这种一言九鼎的旧式师长，真要去了，适应起来非扒层皮不可。可问题在于，是扒层皮换个活法值，还是端着金饭碗要饭值？乱世里头，人总得选一头。鲍汝澧选的那头，未必平坦，但至少站着走，不用跪着爬。

那天晚上，鲍汝澧一个人跑到驻地后面的土坡上坐了大半宿。天快亮的时候，他看见东边泛起了鱼肚白，跟抗战那些年看到的血色黎明不一样，那光里头带着点清冷的干净。他掐灭了烟头，心里头有了主意，去，哪怕人家先把他晾上三个月审查，哪怕让他从副排长干起，他认了。他这辈子打仗没怕过谁，这回倒要看看，是自己改不了的暴脾气硬，还是共产党那套“批评与自我批评”更硬。

说到底，魏琳那番话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生存本能，求稳、怕变、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可鲍汝澧琢磨的是另一层：当鸡头要是当成了案板上的肉，那还不如去当凤尾，好歹跟着凤凰飞一回。历史没给他留下太多犹豫的时间，国共谈判破裂就在眼前，杂牌军的命运像风里的纸片。他这一步，迈出去是险，缩回来是死，换谁都得掂量。可他掂量的结果，倒是给那帮老部下上了一课，有时候，人得拿自己的软肋去碰一碰人家的硬规矩，碰碎了，是命；碰出火花来，兴许就能点着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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