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清华教授肖鹰开始批评阎连科。
2018年，一次文学论坛上。肖鹰当众直言：“你的小说污染了汉语。”阎连科回击：“这是对艺术的无知。”


北京一家宾馆的会议室里，台下坐着几十位作家和评论家，阎连科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置，手里捏着一支笔，面前的笔记本摊开着，纸页已经写满了小字。


那是场关于当代小说的研讨会，议程进行到后半段，气氛原本有些昏昏欲睡。直到肖鹰接过话筒。


肖鹰那天穿了一件深色的夹克，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没看桌上的稿子，眼睛直接望向阎连科的方向。


他开始谈的是当下小说语言的问题，语速不快，但越说越投入。说到后来，他从包里抽出一本书，翻开其中一页，念了几句。


在场的人后来回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几下，声音也抬高了。


他说，有的小说句子拗口、粗粝，把方言和脏话不加节制地塞进叙事，这不是创新，这是在污染汉语。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阎连科把手里的笔放下了。他侧过头，朝旁边的人看了一眼，然后伸手要过话筒。


他的脸色没什么变化，只是嘴角绷紧了，阎连科接过话筒，说了一句：你这是对艺术的无知。


这就是那次交锋最刺眼的一幕，两句话，像两块石头砸进水里。


说起来，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从2018年才开始的。大概往前推十年，肖鹰就陆续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对阎连科写作路数的不以为然。


他尤其看不惯阎连科语言里的那股“狠劲”，那种为了渲染荒诞而把句子拧到变形的做法。


在肖鹰看来，汉语有它自身的呼吸节奏，有从古典散文一路传下来的语感，写小说不能由着性子把句子拆碎了、弄脏了。


他几次在文章里提到，某些作家把粗鄙当深刻，把混乱当真实，读起来让人窒息。这些批评虽然没有每次都点名，但文学圈里的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


而阎连科这边，向来不太理会这些声音，他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经历过漫长的饥饿和贫困，写作对他来说不是绣花，是拿命在纸上抠出血印子。


他的小说里有大量的豫西方言，有对权力和苦难近乎残酷的描写，句子有时候长得喘不过气，有时候又短得像刀子。


他认为小说要的是穿透力，不是表面的光滑，你跟他谈语言的干净，可生活本身就不干净。


所以当肖鹰在2018年那场论坛上把“污染”两个字当众说出来的时候，阎连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他觉得这不是学术探讨，这是把人按在地上羞辱，他回的那一句“对艺术的无知”，也不是临时起意，那是积压了多年的反扑。


那场争论最后是怎么彻底收场的，说法不一，有人说主持人赶紧把话题岔开了，有人说会后两人还在走廊里低声说了几句，面色都不太好。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在当年的文学圈里传了一阵。支持肖鹰的人认为，维护母语的尊严是读书人的本分，不能让小说越写越“脏”，越写越没有节制。


站在阎连科一边的人则觉得，用道德洁癖去要求文学，最后只能写出无菌室里的文章，那才是真正对文学的背叛，双方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


如今再把这件事翻出来看，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参照。这些年，网络上的新词像潮水一样涌进日常表达，汉字的组合方式被短视频和弹幕反复改写。


人们越来越习惯用缩略语、谐音梗、中英夹杂的句子来交流。这个时候再回头去听肖鹰当年的焦虑，似乎能品出另一番滋味。


他担心的也许不只是某一个作家的某一部小说，而是汉语在狂欢中失去边界感。但反过来说，阎连科的坚持也并未过时。


文学如果只剩下标准语法的正确，只剩下辞藻的温润，那它还有能力去触碰那些粗粝的现实吗？


国际上有个现象，每隔几年，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某个重要文学奖项颁给一位语言风格极具争议的作家时，总会引发类似的争吵。


有人欢呼文学的解放，有人哀叹语言的堕落，这种争吵其实从来没有停过。2018年北京那个秋天的下午，不过是中国本土版本的一次激烈显影。


法国新小说派对传统语法肆无忌惮的拆解，美国某些实验作家对书面语法的挑衅，都曾激起过同样的涟漪。


语言是一条流动的河，有人想筑堤，有人想拓宽河道，这本就是文学现场最常见的张力。


会议室的灯光熄灭之后，作家和评论家们各自散去，肖鹰穿上夹克走出了大门，阎连科也收起了他的稿纸。


争论没有赢家，但它留下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汉语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守护什么，又在渴望什么？那天下午拍桌子的声音，到今天也还在空气里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