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毛主席约谈陈云一小时，22天后陈云婉拒开会，提出：由于自己一直拉肚子，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请求不参加北戴河会议。
1962年7月28日，一封不长的请假信送到了中央。陈云在信中说明，自己的身体状态很不好，心脏状况较差，体力也十分衰弱。为了避免病情再次发作，他请求不参加即将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请假。
就在22天前，陈云刚同毛主席谈过一次。那场谈话大约持续一小时，内容没有绕开当时最棘手的问题：农业怎样尽快恢复，群众的生活怎样稳定下来，农村现有的生产办法是不是还需要调整。
事情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1962年初，全国经济仍处在恢复阶段。农业生产、市场供应、财政收支和城市生活互相牵连，任何一处处理不好，都会影响全局。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中央没有停下调整步伐，而是继续研究经济工作中的现实困难。
2月21日至23日，中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会议认为，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比较紧张，财政压力也很大，必须把恢复生产、保障生活放在重要位置。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参与统筹财经调整工作。
陈云接手工作后，没有只盯着办公室里的统计表。他知道，数字能说明问题，却不一定能说出问题的全部。农民为什么不愿多养猪？有些地方为什么种得多，收得反而少？自留地留多少才合适？这些事，坐在北京很难完全弄明白。
其实在1961年夏天，他已经到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半个月。从6月27日到7月11日，他白天开座谈会，下午去田间、养猪场和农户家里察看，一共组织了多次谈话，重点研究养猪、农作物安排和自留地等问题。
调查结束后，陈云形成了三份报告。他提出，母猪交给农户饲养可能更节省成本；有些地区盲目推广双季稻，未必比种单季稻和蚕豆划算；自留地也应当按照中央规定留足。看上去都是小事，却直接关系到农民有没有生产积极性。
到了1962年夏天，安徽等地的一些农村开始采取更灵活的生产办法。陈云关注到这些变化，认为在农业困难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基层根据实际条件想办法恢复生产。他考虑的重点很直接：先让土地有人认真种，让粮食产量能够增加。
在正式同毛主席交谈前，陈云曾分别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看法。7月6日，他给刚回到北京的毛主席写信，希望当面汇报自己的考虑，并提出谈话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谈话中，陈云谈到了农村生产责任、农业恢复以及基层出现的新办法。两个人讨论的并不是书本上的抽象问题，而是现实中的选择：既要保持农村基本制度稳定，也要想办法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这种事情很难靠一句话定下来。
陈云的性格一向谨慎。他不喜欢在情况没有弄清时急着表态，更不愿为了让场面好看而说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话。他常讲，调查研究要反复进行，听到一方面意见以后，还要听反面的意见，最后再作比较。
一小时谈话结束后，陈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会议将讨论农业、经济和思想认识等问题。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长时间工作，医生也要求他休养。
7月28日，他致信邓小平并转毛主席，提出不参加北戴河会议。信中写得很明白：自己的心脏状况很差，体力极为衰弱，为避免再次出现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希望暂时缺席。由7月6日到7月28日，正好相隔22天。
北戴河会议召开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等问题成为讨论内容。陈云此前提出的部分农业调整意见，与会上受到批评的“单干风”存在联系，但由于他正在休养，没有到会参加现场讨论。
陈云没有因为缺席会议，就放下对经济工作的思考。此前由他参与推动的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财政支出、稳定市场供应、精简城市人口等措施，仍在继续实施。这些工作看起来不够热闹，却对恢复经济有实际作用。
这段经历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把一次请假说得多么神秘，而是陈云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分寸。他有意见，就通过正常渠道汇报；身体撑不住，就如实说明情况；没有参加会议，也没有在外面随意议论，更没有把个人判断变成情绪化的争论。
他的务实还体现在一个细节上：无论谈宏观经济，还是研究一头猪、一块自留地，他关心的始终是政策落到农户身上以后，到底能不能实行。种田的人愿不愿意干，群众的生活能不能改善，国家的财政能不能承受，这些才是判断办法好坏的依据。
1962年7月的这22天，把陈云的工作风格表现得很清楚。他不是没有主见，也不是遇到分歧就放弃意见，而是习惯把话讲在组织内部，把决定建立在调查之上。该坚持的，他认真说明；需要休养时，他也不硬撑。
后来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农业、市场和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回过头再看，那些从田间地头带回来的意见，那些写在报告里的具体数字，以及那封措辞克制的请假信，共同留下了一个朴素道理：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把真实情况摸清楚，把每一步走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