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柯麟在香港开了一个诊所，柯正平在香港开了一个烟馆，两人都是地下党，又是亲兄弟，却都怀疑对方为敌人办事！

1930年的香港，弥敦道是夜晚最热闹的地方，柯麟就把诊所开在了这条街上，诊所名字普通，叫“南华药房”，专治头疼感冒，街坊们都爱来。

再往前走不到两里地，有家卖烟丝的店，生意红火，码头工人三三两两地围着老板柯正平掏出零钱买上一点。

说起来，这一条街两家店的老板，竟是亲兄弟，但两兄弟说话全是客客气气的，见了面也没太多寒暄，但心底里却都在咬牙琢磨：“我亲兄弟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

其实，两人各有自己的秘密，柯麟的诊所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二楼设着个密室，是中共秘密的联络点。

而柯正平的烟丝店柜台底下，也藏着不少往东江纵队送去的重要情报，白天是生意人，晚上就是另外一副面孔。

一切的起点，要从20年前说起，柯麟是哥哥，生在广东海丰的一个富裕家庭。

他20岁时，家里给他定了门亲事，他却在那天翻了脸：“我要学医。”父母气得发抖，弟弟柯正平却偷偷从枕头底下摸出200大洋塞给他：“三哥，你就跑吧。”

柯麟带着钱去了广州，在广州学医的几年，柯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彭湃等人关系密切，1926年秘密入党。

后来，他被调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代号“10号”，诊所楼下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楼上则是特科开会、转移的据点，陈赓、周总理等人时常出入。

每次有危险，他就摇响悬在门口的铃铛，大伙立即从后门撤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直到他因一次任务暴露，被紧急派往香港。

柯麟初到香港时，在船上就意外遇到了柯正平，两人许久未见，寒暄两句，各自心里都生了些疑问：“他怎么会来香港？”

随后的日子，兄弟俩在同一条街上各自忙碌，但每次聊天都藏了几分试探，柯麟问：“烟丝卖得怎么样？”柯正平答：“还行，工人们需求大。”

弟弟则反问：“你诊所开得好好的，来香港干啥？”柯麟笑了笑：“换个地方发财。”表面轻松，心里却都提高了十二分的警惕。

柯正平年纪轻轻便踏足革命，1929年通过组织安排到了香港开烟丝店，店面虽小，却成了地下党情报的重要转运站。

他将许多情报和东江纵队急需的物资，藏在烟丝包里，靠自行车送到更远的地方，最危险的一次，他的车筐被英国巡捕拦下检查，幸好用烟丝掩饰，才得以逃脱。

柯麟有时深夜看到弟弟在搬货，忍不住问：“卖烟还要这么晚搬货？”柯正平也不慌，理直气壮地回：“客户催。”

若即若离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真正让两人对彼此有了更大的怀疑，是1935年的一次突发变动。那一年，柯麟决定突然搬去澳门，把诊所交给弟弟看管。

柯正平接过后，心里却暗暗吃惊：“三哥是不是有问题？他干嘛突然搬走？”其实，柯麟迁往澳门，是为了掩护组织新设的医疗点，继续担任地下工作任务。

几次任务后，当时的葡澳政府开始怀疑他是共产党，特地派人监视，但镜湖医院的董事会和不少澳门名流都力挺柯麟，其中甚至有葡澳总督也为他说话，保住了他的安全。

同一时间，柯正平则把烟丝店升级成南光公司，不断扩大“生意范围”，名义上是做贸易，实际是为内地输送急需的物资。

有一次，他发现三哥在澳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却能从容周旋，便愈发肯定柯麟绝非普通人。

直到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这一天，柯麟在镜湖医院楼顶悄悄升起红旗，柯正平也在南光公司门口挂上国旗。

当两人回家路上恰好撞见时，对视了一会儿，弟弟立正敬礼，喊了一声：“柯麟同志。”哥哥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场长达十几年的相互试探，在彼此确认了身份的那一瞬间彻底画上了句号，因为回头看这些年发生的事，那些为了革命的牺牲和坚持，早已比兄弟情义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