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俘的国军将领中，周士瀛很走运，因为解放军宽宏大量给了他“投诚将领”的优待，还送到他西南政法大学高研班深造，然而他却在看管不严的情况下逃走了，那么他逃去了哪里？结局又如何呢？

周士瀛这一步，放到今天看，还是让人想不通。1949年他被俘后，解放军没有把他当成顽抗到底的人处理，反而按投诚将领对待，还专门送去学习。可这份宽待没换来安稳，等到看管出现空档，他还是跑了，这一跑，后面的路就彻底变了。

他原本是国军第九十军军长，解放战争末期，跟着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四川邛崃放下武器。人民政府核查他的经历后，发现他在抗战时还有正面作战记录，也没有死扛到底，于是把他划为投诚人员，不按战犯关押。换句话说，他本来拿到的是一条重新开始的路，这样的机会，很多人求都求不来，他却偏偏不珍惜，为什么？

随后，他被安排进重庆歌乐山的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也就是后来西南政法大学前身里的政法高研班，专门学新政权政策和法律知识。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军高级将领，日子不算苦，不用干重体力活，活动范围也有限制内的自由，相关部门还会定期谈话，意思很明白，只要安心学完，后面会给出路，过去的战事责任也不再往下追。

问题就在这里，别人看到的是改造机会，他看到的却像是另一条退路。班里不是没人劝过他，有人提醒他放下旧心思，别把眼前的安置机会弄丢了。可他表面答应，私下却一直和李文、冯龙这些人来往，还悄悄摸清看守轮换的规律，连逃跑路线都提前想好了，他是真想留下来吗？

1950年3月，机会来了。趁夜里看守交接的空档，周士瀛和李文、冯龙一起离开驻地，避开巡逻，连夜往外走。那时候不敢走大路，只能钻乡间小路，路上还得不停换成平民衣服，尽量躲开各地盘查，从重庆一路南下到广州，再借旧部的联络渠道找通行办法，最后辗转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他们又联系上台湾方面驻港机构，递交说明，经过审核后，同年4月才坐船去台湾。周士瀛这次出逃，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还带出连锁反应。原本已经在西南军区担任高级参议的陈鞠旅，因为和这几个人交情太深，也被重新带回去接受审查。一个人的选择，怎么会把别人也卷进去？这就是当时局势的复杂之处。

到了台湾，周士瀛的处境和不少退到那边的国军将领又不一样了。别看大家都从大陆过来，有的人一去就被晾着，他却因为籍贯是浙江，算是蒋介石信得过的同乡圈子，再加上老上级胡宗南一直替他说话，还有早年河南对日作战的记录，台湾当局并没有深追他被俘投降的那段经历，反而把他送进当地革命实践研究院再培训。

培训完后，他先被安排当陆军总部参谋长，管防务计划一类的文书和协调工作，后来又调去澎湖防卫部做副司令官，手里重新握上了实权。和他一起逃走的李文，始终被高层猜着，没能得到同样的任用，两人的落差一下子就出来了。

说到底，同一趟逃亡，有人上岸后继续被重用，有人却一直背着疑虑，这不正是他当初选择的代价吗？

1972年，周士瀛以陆军中将身份退役。早年他还读过复旦大学经济相关专业，退下来后又靠这点学识去参与民间实业事务，日子倒也平稳，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于台湾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