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开后，汪伪政权迅速崩塌，原本在各地任职的官员开始四散潜逃，尤其是曾任汪伪江西省省长兼保安司令的邓祖禹，更是整日惶惶不安，到处托人打探出路。
日本投降以后，最慌张的并不只有尚未缴械的日军，还有一批突然失去靠山的汪伪官员。
几天前，他们还坐在公署里批文件、发命令，身边有人伺候，出门有人护送。消息传开后，门口的卫兵不见了，下属不来报到了，过去称兄道弟的人也开始躲着走。
邓祖禹就是其中之一。
别人或许还能把自己说成普通办事员，他却担任过汪伪江西省省长兼保安司令。这样的职务写在任命令上，也出现在伪政权留下的档案里，想彻底抹掉并不容易。
不过，邓祖禹担任伪江西省省长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到1945年。1943年5月，他被汪伪方面任命为江西省省长。同年6月17日，设在九江的伪江西省政府正式挂牌。到了当年12月，他便被高冠吾接替。
任期只有半年左右，时间不算长，可这并不代表责任很轻。
当时的江西并没有完全落入日军控制，汪伪设立的所谓江西省政府，实际能够管辖的地区有限。但在日军控制范围内，这套机构仍然承担着征收钱粮、维持地方秩序、组织警保力量以及执行占领政策等事务。
邓祖禹兼任保安司令，意味着他不仅负责普通行政，还掌握一定的地方武装和治安力量。对当地百姓而言，省政府到底能控制几个县并不重要，真正影响生活的，是粮食被征走、行动受限制，以及伪警人员随时可能上门盘查。
邓祖禹并不是一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
他早年进入旧式军政系统，后来长期在警务机关活动，熟悉官场规则，也清楚警察和保安力量在政权运转中的作用。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他进入伪警政系统，担任过警政部常务次长等职，还曾参与伪警察教育和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他并非临时被人拉去挂了一个空名，而是一步步进入汪伪政权的重要警政部门，之后又坐上地方伪省长的位置。
1945年8月以后，汪伪政权从上到下迅速散架。过去由日本军队支撑的各级机关纷纷停摆，原先负责替日军维持统治的人，也开始想办法隐藏身份。有的烧毁文件，有的改名换姓，还有人四处寻找熟人，希望用旧关系换取一条退路。
邓祖禹也在打听出路。
可当时的局面已经变了。日本人自身难保，伪政府的印章成了废物，那些曾经围在身边的官员和下属，更担心因为收留他而受到牵连。官场关系看着盘根错节，到了清算责任的时候，往往比纸还薄。
1945年10月27日，邓祖禹被捕。从日本宣布投降到他落网，前后只有两个多月。
被关押以后，他开始努力证明自己并非罪大恶极。他没有否认担任过汪伪职务，却强调自己在任期间也曾保护过一些人，试图以这些经历减轻处罚。
案件审理中，确实有人为他作证。
其中一项说法称，星子县看守所曾关押一批被日军控制的人员，面临生命危险。经过地方官员交涉，其中大部分人最终获释，而邓祖禹在这件事情上也出过力。
这类证言对他当然有利，但法庭并未因此忽略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使他曾在个别事情上帮助过一些人，也改变不了他长期在汪伪政权任职，并担任警政和地方要职的事实。
一个人在伪政权里做过某件好事，不能自动证明他加入这套政权就是无奈之举，更不能把此前承担的政治责任全部抵消。
1946年10月，邓祖禹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并被褫夺公权十年。
对于这个结果，他并不甘心。此后他继续申辩，希望法院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和证言。1947年11月22日，他提出复判申请，再次强调自己曾经救人，也没有直接实施严重暴行。
经过重新审理，1948年2月28日，判决有所调整，刑期由十五年改为十四年，褫夺公权的处罚仍然保留。
少判一年，并不意味着他被认定无罪，而是审判机关对部分情节重新作了衡量。对于他曾经担任重要伪职这一点，最终结论并没有改变。
邓祖禹的经历，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许多投靠汪伪政权的人，战后总喜欢把自己说成“迫不得已”。他们会强调自己也曾帮过人，也曾暗中与日军周旋，甚至声称留在伪政权内部是为了保护百姓。
这些说法有的可能包含部分事实，可判断一个人的责任，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片段来看。
邓祖禹在警政系统中任职多年，后来又接受伪江西省省长兼保安司令的任命。他知道这套政权依靠谁建立，也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最终服务于谁。他不是看不清局势，而是在权力和民族立场之间作出了选择。
日本战败以后，他原本熟悉的关系网迅速瓦解。此前带给他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官职，转眼成了无法摆脱的证据。越是四处托人，越说明他清楚自己面临的责任。
历史并不只看一个人最后说了什么，更看他在关键时刻做了什么。
邓祖禹可以在法庭上列举自己帮助过多少人，也可以反复说明任职时间不长，但他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在民族遭受侵略的年代，他曾主动进入侵略者扶植的政权，并身居要职。
这也是他在1945年那个秋天始终无法安心的根本原因。真正让他害怕的，不只是即将到来的审判，而是过去作出的选择，终于到了必须付出代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