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张发奎与薛岳，这两位粤军魂魄的最终结局分野，常被简化为“一个拒蒋，一个随蒋”的立场问题。然而深入民国历史，你会发现他们恩怨分歧的根子，早在北伐汀泗桥的血战与第四军的分家时就埋下了。

张发奎与薛岳的渊源，始于粤军第一师，这是“铁军”的血脉源头。两人同为广东人，张发奎是始兴客家，薛岳是乐昌客家，但性情截然不同。张发奎性格坦率、急躁，有种江湖大哥的草莽气，而薛岳为人沉默、精细，有一定城府。这种性格差异，几乎贯穿了他们一生的互动。
北伐时期，两人在“铁军”第四军内关系尚可，至少是相互认可的战友，他们之间真正的分水岭是1927年的宁汉分裂与南昌起义。
当时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手握重兵，他的如意算盘是借汪精卫的政治招牌，回广东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对于南昌起义，张发奎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回忆，当时他的部队并非没有防备，但低估了共产党动员的迅速和力度。起义爆发后，叶挺、贺龙等部拉走了他近半数的精锐，这对张发奎是沉重的军事和政治打击，而薛岳时任第四军教导第一师师长，甫一接战便遭到重创。
在这个问题上，薛岳对张发奎的政治判断是有微词的，他认为张发奎过于看重汪精卫，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缺少决断，导致军队被人分化瓦解。这段经历，让薛岳日后对政治的介入更为警觉，而张发奎则终其一生，都对蒋、汪两人抱有复杂且矛盾的看法。
随后的两次粤桂战争和中原大战，张发奎与李宗仁、白崇禧合流，组成张桂联军，一度打到广州近郊。薛岳那时并未紧跟张发奎反蒋，而是选择赋闲或短暂任职，两人在政治路线上出现第一次明显错位。
张发奎的部队在衡阳七塘一役被粤军陈济棠、蒋光鼐部截击，损失惨重，这几乎是他个人带兵生涯的最低谷。薛岳后来转而通过陈诚的“土木系”在中央军内谋得发展，这让一些粤军旧人觉得薛岳是“改换门庭”，但薛岳自己的说法是，他是“跟人打日本，不是跟人搞政治”。

抗战时期，两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且关键的变化。薛岳因为在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屡挫日军，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麾下数十万大军，成为统帅部直属战区的封疆大吏。
而张发奎的抗战轨迹则波折得多，他先后任第四战区、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却始终在桂系的地盘与势力内周旋。1944年桂柳会战，张发奎指挥的部队极度混乱，各部互不协同，最终兵败如山。
据当时在第四战区的人后来回忆，张发奎对薛岳在长沙的“天炉战法”并不完全认同，认为其过于消耗部队，且几次所谓大捷，战果与宣传之间存在差距，但张发奎也不得不承认，薛岳确实把住了湘北门户，这是客观事实。
两人最具火药味的正面冲突，发生在抗战后期和受降阶段。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声望达到顶峰，但随后与陈诚的矛盾激化，加上他确实对非粤籍部队的使用不无偏心，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失利于日军“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
这时候，张发奎对薛岳的批评相当严厉。张发奎曾当着不少人的面说，薛伯陵打了一辈子仗，最后还是让日本人赶出了老窝，这种名声我看也不值得多羡慕。这话传到薛岳耳朵里，反击同样刻薄，他说明明是张向华自己在广西丢盔弃甲，如今倒来挑剔长沙的得失，难道第四战区的溃败是我薛岳造成的？
抗战胜利时，薛岳被剥夺了在江西、广东的受降权，张发奎则以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身份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这是张发奎一生中最感光荣的时刻，他也借此短暂主政广东。薛岳对此极为不满，在他看来，自己在湘粤交界的苦战保住了广东的部分屏障，但最后摘桃子的却是张发奎，这是蒋介石利用派系矛盾进行分化的一种手腕。

内战爆发后，两人很快都被边缘化，国民党在大陆败亡后，张发奎选择在香港隐居，薛岳仍去了台湾，薛岳的内心极为孤傲，他认为自己对蒋介石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蒋对他却是“鸟尽弓藏”。
在最后岁月，张发奎与夏莲瑛的谈话中多次提及薛岳：“薛伯陵是个能打仗的军人，但他太想得到蒋先生的信任，结果反而被利用。他不够圆滑，却偏要去趟那个浑水，最后里外不是人。”张发奎还说，薛岳在政治上“不够聪明”，既不能像陈诚那样彻底融入，又不能像他这样彻底退出，这是薛岳悲剧的根源。
而薛岳在台接受访问，谈到张发奎，则认为向华兄这个人太讲义气，太重旧情，比如他对汪精卫的念旧，就是大糊涂。薛岳认为张发奎的政治判断力有根本性问题，导致他多次站错队，军事生涯也因此断送。薛岳的结论是：向华是英雄，但不识时务。
对于两人最后的结局，有位粤军遗老的评价最为尖锐——
张向华晚年骂蒋骂得痛快，但他骂了一辈子，也没骂出一个所以然来。薛伯陵晚年信佛，修忍辱，但他忍了一辈子，也没换来一寸兵权。说穿了，两人都是粤军的遗老，蔡廷锴投了共，余汉谋碌碌无为，所谓铁军魂魄，不过是孤魂野鬼，在谁家篱下都讨不到一口好饭。蒋先生用他们时，是当尖刀，不用时，就是破布。向华看穿了，所以走了，伯陵没看穿，所以枯守。但走了的，也没能再拉出一支队伍，枯守的，更谈不上什么东山再起。这就是国民党粤系军人的共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