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自传 早期行伍生涯 三十一

接上文


趁着新营长还没正式来交接，我立刻向上级递交了请长假的报告，结果却没有被批准。当时旅部有个同事悄悄对我说：“有位高级军官说你是‘妄想’当营长，所以才不批你的假。”

听到“妄想”这两个字，我气得咬牙切齿。我把全连的枪械、公款等物品，一五一十地清点交接给排长廖木云等人，并给营长留了一封信，然后就去和同事们告别。当时我年轻气盛，对着同事们连说了几十个“请”字，便愤然登上了去广州的客船。

后来，那位高级军官和我的团长、营长知道我是赌气离开的，赶紧派人追到船上劝我回去，说可以调我去当某个营的营长，或者独立机枪连连长，由我自己挑。但我当时已经铁了心要走，什么职位都不愿意再回去了。

一想起“妄想”这两个字，我就更加气愤，于是对那些来劝我的长官说：“各位的一番诚意，我非常感激。但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既然我已经自己离开了，就绝不能因为你们给我升职调岗，我就又厚着脸皮回去。

各位想想，我在本团的历史也不短了，我对这个团是怎么拼命努力的，我怎么就成了‘妄想’？各位都看在眼里，这有多不公平！我是坚决不会再回去了。请各位回营吧，咱们后会有期。”

同事们知道我已经下定决心，无法挽回，只好告别回去了。而那位高级军官派来的同事（正好是那位高级军官的亲大哥），依然留在船上。不久船开动了，他也没有下船，就跟着我一起去了广州。

一路上我们聊天，他还是有劝我回原部队的意思，但我态度非常坚决。到了广州后，我本来打算住几天就回老家一趟。

当时团长邓演达正驻扎在沙坪，他对我印象很好。他知道我每次打仗都带头冲锋当敢死队、先锋队，知道我很勇敢。当时他知道我离开了原部队，就写信邀请我去他的团里服务。我收到信后，知道邓团长器重我，而且他向来赏罚分明，就回信说：“稍晚一点，我就去为您效力。”

过了几天，我又回到了肇庆，住在一家旅馆里，邓世增来看我。我和邓世增自从在罗定共事以后，关系就非常好。他来看我，我心里很高兴。当时他担任大本营补充团第一营营长，归李济深指挥。

我们见面时，他说：“你现在打算去哪儿？不如来帮我吧。”

我说：“我已经答应邓演达团长了，怎么能又去你那里呢？”

他说：“我和邓演达是叔侄，又是好朋友，你来我这里，他不会怪你的。”

我开玩笑说：“你那里都是新兵，枪械又差。”

他说：“督办已经花钱买了好枪，马上就要到了，你还愁没有好枪用！”

我看他如此诚恳，就下定决心去他那里干，于是写信给邓演达团长，说明因为受邓世增营长邀请，不能去追随他了。

到了补充团后，邓营长让我带一个连，在经济上对我毫不限制，但我也不敢乱花钱。虽然我降级去训练装备较差的新兵，但因为邓营长待人真诚，我精神上感到非常痛快。不过，有时候想起在第四团时，我几次冲锋肉搏差点把命搭上，最后却落得个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心里还是会感到十分愤懑。

～～～

这里，蔡廷锴吐槽的团长不是陈铭枢，而是戴戟。因戴也是新中国礼遇的名将，故隐其名。


戴戟（1895年—1973年），字孝悃，安徽旌德人，出生于苏州。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保定军校毕业起步，最终成为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的履历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投身军旅与北伐战争（1916年—1927年）
* 早年经历：1916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他先入安徽军阀倪嗣冲部，后南下广东投身革命，先后加入滇军和粤军，经陈铭枢介绍进入粤军第一师。

* 北伐猛将：1925年，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与蒋光鼐、蔡廷锴成为同僚。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在汀泗桥战役中亲冒矢石，身负重伤。

* 升任师长：伤愈后，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宁汉分裂，他感到十分苦闷，借口旧伤复发辞去军职，寓居上海。

主政淞沪与“一·二八”抗战（1927年—1932年）

* 重返军界：1927年底，受陈铭枢、蒋光鼐邀请，他重返第十一军（后改编为第十九路军）担任参谋长，并参加了中原大战。

* 浴血淞沪：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戴戟与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连夜赶赴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共同指挥部队奋起反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名震中外。

走向新生与晚年岁月（1949年—1973年）

* 建设新中国：1949年5月，戴戟在上海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等要职。

* 病逝与归葬：1973年2月，戴戟在合肥病逝，享年78岁。2016年，他的骨灰从苏州迁葬至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烈士陵园，与蒋光鼐、蔡廷锴两位老战友的陵墓并列，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