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青海，一个17岁少年被连捅14刀，凶手当众叫嚣：“我爸是干部，我肯定没事。”凶手父亲上下打点，从死刑变无期，还在监狱里当上狱医，过得比外面还舒坦。被害人家属倾家荡产，上访六年，被人威胁：“就算告到中央也没用。”他就是杨小民。

1979年的青海二月，风裹着戈壁的沙尘，刮得人脸疼。

西宁省委家属院里，自来水龙头挂着冰棱。

17岁的王强住在这里，他是《青海日报》编辑王水的儿子，安静本分。

变故从几滴水花开始。

二月二十六号，王强倒水时溅湿了杨小民的裤腿，两人当街吵了一架。

同住一个院子，没人把这点摩擦放在心上。

除了杨小民。

杨小民二十五岁，父亲杨国英是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干部子弟的骄横，让几句口角在他心里拧成了解不开的仇。

第二天早上，两人在水房再撞见，又吵一架，不欢而散。

王强回到家躺回床上，根本想不到死神已经站在了门外。

杨小民戴好卫生帽、口罩、黑眼镜，摸出一把五寸藏刀，推开了王强家的门。

少年躺在床上，毫无防备。

一刀，又一刀，整整十四刀，刀刀深抵内脏。

邻居听见动静砸门时，王强已经倒在血泊里。

杨小民握着带血的刀，从容走出院子，当着围观的邻居开口。

我爸是干部，我肯定没事。

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王强抢救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停止了呼吸。

一条鲜活的人命，就因为几滴水花，没了。

案情清楚，证据确凿。

同年九月，西宁市城中区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市中院、西宁市委都审核同意。

王家捧着判决书，在儿子遗像前坐了整夜。

他们以为公道落了地。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杨国英开始动用权力人脉，四处打点宴请，层层打招呼。

案子到了省高院，风向全变了。

蓄意杀人凭空多出“互相搏斗”的情节，死刑改成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个荒唐的改判，是青海省委常委会开会讨论通过的。

消息传来，王强母亲当场晕了过去。

他们要申诉抗诉，有人直接撂下话来。

这案子是省委定的，你们抗诉，就是抗省委。

轻飘飘一句话，堵死了本地所有的活路。

1982年，死缓期满，杨小民顺理成章改判无期徒刑。

杨国英的仕途半点没受影响，反倒升任省委副秘书长，后来又兼任办公厅主任。

监狱里的杨小民，日子过得比外面还舒坦。

没干过一天重体力活，只培训一年就穿上白大褂成了狱医，管着整个监狱的药房。

高墙之内，照样有人巴结讨好。

他跟同监犯人吹嘘，我爸是办公厅主任，有的是办法。

有人检举他的劣迹，他就找机会报复殴打。

他哪里是坐牢，分明是换个地方当特权阶层。

另一边，王家人踏上了漫漫上访路。

姐姐王欢茹抱着弟弟的血衣，走出了家门。

这一走，就是六年。

西宁的冬天大雪没膝，她深一脚浅一脚往省高院的大门走。

去北京的火车，她永远买最便宜的硬座，啃干馍喝凉水，舍不得花钱住旅店。

六年里，她跑了十一次省高院，七次赴北京最高法递材料。

家里积蓄花光，值钱家具全卖，真正倾家荡产，贫病交加。

他们要的从来不多，就是让杀人的人，给枉死的儿子偿命。

可这条路遍地荆棘，到处是推诿和冷脸。

有人当面威胁他们，就算告到中央，也没用。

前后三任省委第一书记，都咬死了维持原判。

亲戚朋友都劝，民不与官斗，胳膊拧不过大腿，算了吧。

可王家人不肯认输。

他们不信一条人命能轻如鸿毛，不信手里的权力能大过头顶的王法。

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硬撑了一年又一年。

转机出现在1985年。

记者冒着风险三次写内参上报，沉了多年的命案终于被最高层注意到。

一月，中央联合调查组专程赶赴青海。

六月，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此案，邓小平同志肯定了案件纠正工作。

那堵权力与人情筑成的高墙，轰然坍塌。

所有徇私枉法的暗箱操作，都被晒在了阳光下。

1985年七月三十一日，西宁召开公判大会。

杨小民被重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接押赴刑场。

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一天，距离王强被害，过去了六年五个月。

王家人抱着儿子的遗像，在会场哭得浑身发抖。

六年奔走，六年屈辱，终于等来了迟来的公道。

当年徇私枉法的八名官员，也一一受到严惩，撤职、开除党籍、追究刑事责任，一个都没跑掉。

这就是当年震动全国的“青海二·二七案”。

它是改革开放初期特权干预司法的典型案件，立在中国法治前进的路上。

它告诉所有人，法律面前从来没有特权。

也告诉所有在黑暗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哪怕路再长夜再黑，只要一直往前走，总有天亮的那一刻。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