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总部传出重磅消息：推动杜特尔特、德拉罗萨案的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因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失职，获82个成员国支持被免职，创下ICC成立24年来首次！

7月24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场特别会议提前进入表决，国际刑事法院125个成员国中，有82国支持解除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的职务。

这是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成员国大会罢免一名仍在任期内的首席检察官，也让这个原本就承受巨大外部压力的机构，突然站到了聚光灯最刺眼的位置。

卡里姆·汗现年56岁，是英国律师，2021年出任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他任内推动了多起高度敏感的案件，包括乌克兰局势、巴勒斯坦局势以及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

2025年2月，检察官办公室向预审庭申请逮捕杜特尔特；3月7日，法官签发逮捕令，菲律宾警方随后将杜特尔特逮捕，并于3月12日把他移交海牙。

逮捕令由法官作出，不是卡里姆·汗个人签发，但他领导的检察官办公室确实推动了案件进入这一阶段。

真正把卡里姆·汗推向职业生涯终点的，却不是这些国际案件，而是来自办公室内部的性行为不当指控。

一名在法院工作的初级女律师以“莎拉”的化名公开讲述，她与卡里姆·汗之间存在明显的上下级权力差距，并指控对方曾对她实施未经同意的性接触。

卡里姆·汗始终否认，称双方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性关系，也否认自己实施过不当行为。

相关指控在两年多前已进入内部渠道，随后由联合国监督机构展开外部调查。调查材料认为存在未经同意的性接触证据，负责法律评估的司法专家小组则认为调查结论仍有不充分之处。

成员国大会执行机构最终认定，他构成严重不当行为和严重失职，先在2026年6月将其停职，再把是否免职交给全体成员国秘密投票。

我认为，这里必须分清两套程序。刑事定罪需要法庭依据严格的证据标准作出裁决，纪律处分判断的则是，一名掌握巨大权力的国际官员是否仍适合继续履职。

没有刑事判决，并不等于成员国只能让他留任；同样，纪律处分成立，也不能被写成他已经因性侵罪受到法庭审判。82票决定的是职务去留，不是刑事罪名。

这场风波之所以远远超出普通的人事事件，还因为卡里姆·汗此前碰过太多敏感人物。2024年5月，他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时任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法官在同年11月正式签发。

特朗普政府后来制裁卡里姆·汗及多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美国国务院在他被免职后表示欢迎，却同时强调不会停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也公开庆祝他的离任。

我认为，把这些时间线放在一起，确实容易让人产生政治联想，但联想不能替代证据。卡里姆·汗的支持者认为，他因追查以色列官员而成为政治打击目标。

指控者则强调，案件源自内部权力关系和具体行为。现在能够确认的是，外部政治压力真实存在，内部调查与成员国表决也真实发生，但还没有证据证明82个成员国是在美国或以色列操控下完成这次免职。

菲律宾方面最关心的，是杜特尔特案会不会因此翻盘。答案至少在现阶段是否定的，卡里姆·汗从2025年5月起就已暂时离岗，两名副检察官一直负责检察官办公室的运转。

同年10月，他又因过去曾参与与菲律宾受害者有关的法律工作，被法官认定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从杜特尔特案中回避。也就是说，在这次免职之前，他就已经不再直接负责该案。

现有逮捕令、证据材料和司法程序，不会随着首席检察官更换自动失效。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只能由法官撤销，检察官办公室换人也不意味着案件从头再来。

新任首席检察官当然可以调整资源和办案重点，但要说杜特尔特因此获得“天降转机”，或者整个证据链会被推倒重审，目前都没有事实依据。

我认为，这一点对理解国际司法很重要。案件不能被简化成某个检察官的私人作品，更不能因为执剑人出了问题，就推定所有卷宗都随之作废。

司法机构是否有韧性，恰恰要看它能不能在负责人离任后，让法官、检察团队和既有程序继续运转，而不是把所有权威寄托在一个人的声望上。

卡里姆·汗的免职确实给国际刑事法院带来重创。它既暴露了内部权力监督的薄弱，也发生在美国公开推动“拆解”该法院、部分成员国相继退出的阶段。

下一任首席检察官不仅要接手大量战争罪与反人类罪案件，还可能立刻面对制裁、政治施压和外界对独立性的怀疑，这个职位如今比过去更难坐。

但我认为，这也不能简单写成国际刑事法院的“大门已经关闭”。一个司法机构处理自己的最高官员，本身既可能损伤声誉，也可能证明它并非完全无法自我纠错。

真正决定其未来的，不是82张赞成票有多戏剧化，而是它能否解释程序、保护举报者、选出经得起审查的新任检察官，并让现有案件继续按照证据和法律推进。

投票结束后，卡里姆·汗表示将通过一切可用法律途径挑战决定，国际刑事法院则由两名副检察官继续管理，新的首席检察官预计要到2027年才能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