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宋朝的“崇文抑武”国策形成跟一本奇书有重大关系——《太平御览》。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一道诏令从开封皇宫发出：命李昉、扈蒙等十余人，编纂一部前无古人的大书。六年后的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底，这部千卷巨著终于完成。初名《太平总类》，因太宗每日御览三卷，一年读完，遂改名《太平御览》。全书分五十五部、五千余门，引用古籍一千六百九十种——几乎把此前所有能搬来的书都搬来了。

问题来了：一个刚打完仗、内外交困的皇帝，为什么急吼吼地花六年时间、动用大批文人来编书？

表面上的理由冠冕堂皇——“以文化成天下”。宋太宗自己说得更好听：“人君当澹然无欲……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开卷有益”这成语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可天下哪有这么单纯的皇帝？

翻开太平兴国二年——赵光义登基刚满一年。这一年，“斧声烛影”的流言还没散干净，赵德昭去年刚死，赵德芳还活蹦乱跳，赵廷美正盯着他的龙椅。一个“兄终弟及”上位的皇帝，最缺的就是合法性。而编书——特别是编一部囊括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大书——恰恰是最体面的合法性声明：你看，我不仅会打仗，我更懂文化；我是天命所归的圣主，不是靠阴谋上位的篡位者。

更精妙的是另一层算计。鲁迅说得很透：宋初“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南唐、后蜀、南汉灭亡后，大批文人涌入开封——这些人有文化、有怨气，留在社会上就是不安定因素。赵光义把他们全部招进编书队伍。给你官做、给你书编，你还有空骂朝廷吗？ 一场潜在的知识分子动乱，就这么被几百卷书稿消解于无形。

《太平御览》的编纂，本质上是赵光义在应对外部军事失败与内部合法性危机时，打出的一张“文化牌”。高粱河挨了一箭后，他对辽国再也不敢动真格的。对外打不赢，那就对内搞文治。编书、扩招科举、崇儒重道——一套组合拳下来，对外军事的失败，被对内文化的繁荣完美掩盖。“偃武修文”的士大夫时代由此开启。

可“偃武修文”的代价是什么？是武将地位的全面沦落，是边防力量的持续衰弱，是“重文轻武”成为此后三百年的国策。一部《太平御览》，装下了天下的知识，却没装下大宋的边疆。当文人扎进故纸堆里考据典故的时候，辽国的骑兵正在燕山脚下磨刀。

《太平御览》成书四十三年后，靖康之变爆发，北宋灭亡。那部千卷巨著还在，可读书人引以为傲的“文治”，终究挡不住铁蹄。这大概是赵光义编书时始料未及的讽刺：他用一部书证明了自己的合法性，却用同样的逻辑，给子孙埋下了一座亡国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