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些日子发过美国名校准备整顿学分通货膨胀（一半人得A）的新闻，昨天看到一些教授的反馈意见。我感觉美国确实任何一件事都很明显有左右两派意见。我今天转发这些名校教授的来信，可能更代表了左派的意见。我总是看看纽约时报（那里的美国有很多很多问题），再看看华尔街日报（那里的美国蒸蒸日上，即使有打仗编委会的立场也是爱国）。转发一下。大家可以自己评判：

那些拿B+的学生都去哪儿了？读者回应弗兰克·布鲁尼的一篇文章。该文讨论了大学教师面临的压力：为什么如今越来越难给学生A以下的成绩？

致编辑：关于弗兰克·布鲁尼的评论文章《一个“成绩放水者”的自白》（7月14日）：

我在南加州大学担任了41年的全职教授，因此非常理解布鲁尼先生所面临的困境：教师承受着给学生更高成绩的压力。然而，在我从教生涯中，最令我煎熬的时刻，往往是在面对期末综合成绩表、按照分数给本科生排名并决定他们最终字母成绩的时候。我的教学生涯涵盖了大一研讨课、博士课程以及高管教育课程。

我曾痛苦地看着一些最有思想的学生——他们不一定是最会考试的学生——成为数字暴政的牺牲品。有些人其实完全配得上一个扎实的A，但为了抵制“成绩膨胀”，那些冰冷、毫无生命的数字迫使我做出了另一种决定。直到今天，我仍然后悔不已。我以前最好的一名学生Jose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他已经多次听过我的忏悔，也非常宽容地原谅了我。

我认为自己教得最好的一门课，是面向大一学生开设的“技术与环境”研讨课。这门课只评“通过”或“不通过”。当学生不再担心自己的平均绩点时，他们反而能够全身心参与课堂，彼此合作，也敢于挑战我和其他同学。

据说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他无法教给别人任何东西，只能促使他们思考。而任何成绩表或期末分数，都不可能衡量这种思考。

我们应当找到一种方法，让本科生能够享受学习，勇于挑战自己和教授，而不必时刻恐惧期末成绩。因为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成绩也只能非常有限地反映一个人的潜力。

纳杰梅丁·梅什卡蒂（Najmedin Meshkati）洛杉矶

作者是南加州大学工程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致编辑：当我们谴责“成绩膨胀”时，必须保持谨慎。人们通常认为，学生成绩越来越高，是因为大学教师降低了标准。但如今，精英大学录取的学生只占申请者中越来越小、筛选越来越严格的一部分，因此学生的整体能力已经大幅提高。除非教师刻意把考试设计得更加困难，否则学生成绩随着真实学业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本来就是一种自然现象。

我最近刚刚退休，此前在耶鲁大学为本科生和硕士生授课超过30年，因此能够进行相对公平的纵向比较。几十年来，我的考试题目一直在变化，但并没有变得更容易。

如果今天的学生达到了与过去相同甚至更高的水平，仅仅为了维持几十年前的成绩分布曲线，就人为地给他们更低的成绩，这样做合理吗？如果我们拒绝这样做，并不一定是因为成绩被“注水”了，也可能是因为学生的质量确实提高了。

加布里·贝努瓦（Gaboury Benoit）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作者是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化学荣休教授。

致编辑：弗兰克·布鲁尼指出了一个症状，却把它误认为疾病本身。

压低成绩或许能够让大学教育恢复某种严格性，但这种做法把评分视为一个需要重新校准的技术问题。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存在于整个教育环境中：我们建立了一套把学生和家长视为顾客的教育体系，学习变成了一种交易，而“成功”则被简化为一个分数。

我想向布鲁尼先生以及所有与年轻人打交道的人发出一个邀请：不要再一味盯着成绩，而应当鼓励学生自己定义什么是卓越，并按照自己的卓越标准生活。

著名指挥家和教育家本杰明·赞德（Benjamin Zander）会在开课第一天就给每一名学生一个A。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配得上这个A，而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们的任务就是成长为一个真正配得上A的人。

在我领导的“飞行学校”（Flight School），我们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这个社群帮助那些在传统教育机构之外探索成年生活的年轻人。这不是放任，也不是降低要求，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严格：它要求学生真正了解自己掌握了什么，而不是依靠别人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限制一门课中A的比例，或许能够击中“成绩膨胀”这个目标，却仍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成绩只能衡量那些可以被量化的东西，而学习中最重要的部分——觉察力、生命感和勇气——往往无法被量化。

我们最终会忘记课堂上学到的大部分具体知识，但真正形成的认知会保留下来。教育真正的任务，正是帮助学生获得这种内在的认知。

艾比·法利克（Abby Falik）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作者是“飞行学校”的创始人，也是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致编辑：弗兰克·布鲁尼说得对，“成绩膨胀”已经让A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但我认为解决办法应当从别处寻找。

规定每门课只能有固定比例的学生获得A，等于把A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同时重新采用“常模参照评分”：学生不是依据明确且统一的标准接受评价，而是被拿来与同班同学比较。

这种相对排名同样会扭曲成绩。因为一名学生最终获得什么分数，不再完全取决于他的实际表现，而要看教室里还有哪些人。

更加困难、但也更加诚实的解决方法，是在整个院系中明确规定：达到A等级的作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按照统一标准评分。公开透明的评价标准，也能够缓解布鲁尼先生所描述的那些令人不适的成绩争议。师生讨论的重点不再是私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是共同审视学生提交的证据是否达到了既定标准。

这也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在我培养未来教师的工作中，经常听到实习教师谈起，他们的指导教师会把家庭作业、课堂参与、是否按时交作业，甚至学生的行为表现都纳入成绩。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

解决办法是建立更清晰的标准，而不是实行更严格的名额限制。

霍华德·扬克（Howard Yank）华盛顿州卡马斯

作者是波特兰州立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师。

致编辑：给学生一个低于A的成绩，其后果并不仅仅是学生与教授之间出现一场尴尬的谈话。

学生的投诉往往会不断升级，先找到系主任，然后常常还会闹到学生事务院长那里。学生——有时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会不断讨价还价、抱怨纠缠，浪费许多个小时，直到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圣杯”：一个毫无瑕疵的A。最后，我丈夫所在系的系主任干脆告诉他，只要能结束这种浪费时间的争执，需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做了22年的兼职教师，因此处境比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丈夫更加不稳定。如果学生认为我给的成绩不够高，他们对我的课程评价就会一落千丈，而我可能因此被解雇，甚至没有任何申诉渠道。

即使学生抄袭，我也被要求允许他们重写论文，而且不能给予任何处罚。

不用说，如今我们两个人都非常高兴自己已经不再教书了。但我想问弗兰克·布鲁尼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还有人会拿到C吗？

芭芭拉·巴兰（Barbara Barran）纽约布鲁克林

致编辑：解决成绩膨胀的正确办法，并不是按照固定曲线评分，在课程开始之前就决定只有多少比例的学生可以获得A。这种政策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学生在班级中的相对排名，以及他对这门学科的实际掌握程度。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学生的成绩单上不仅要列出他在某门课中获得的成绩，还应当同时列出该课程同一班级所有学生的平均成绩。

这样一来，成绩膨胀就会被清楚地暴露出来，也会因此失去意义。

史蒂文·M·卡恩（Steven M. Cahn）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尼治

作者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哲学荣休教授、前代理校长，也是《走向哲学教学》（Towards Teaching Philosophy）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