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道德和做派：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文化》【加】米歇尔·拉蒙谢天译

基于此，我断定生命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阿尔贝·加缪

全貌速览：人物素描之一

“文化修养”是一个必要条件

*坐在四壁挂满艺术品的巴黎工作室里，迪迪埃·奥库尔轻松地谈论着自己。他的穿着彰显出了个性。这位前卫的建筑学教授非常详尽地讲述了他的身份、朋友和工作。他以普鲁斯特式的口吻浪漫地重塑了自己的家族史，其中充满了典故；他将自己家族的殖民地时代印记演绎为具有异国情调的迷人故事，借助怀旧的细节将资产阶级生活中的精致礼仪娓娓道来。他在聊天的同时塑造着自身形象。他的身份嵌入了从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拉伯雷(Rabelais)和特吕弗(Truffaut)等大师那里借来的形象。关于他自己、他的艺术以及艺术在其生活中的总体作用，迪迪埃有一套理论。在访谈过程中，他的电话响个不停，学生们时而上门递交素描作业，和他共进午餐的老友一直在楼下等着我们结束访谈。在这种环境中，一切事物都经过精心拣选以传达某种信息，亦即某种心境。迪迪埃解释说，创造力给了他力量：“我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人性，它不仅与物质力量有关，也与非理性有关，这类似于超人的概念，尼采超人说，其核心在于宗教的或创造性的自我超越。我相信艺术家们不惜一切代价的求索，这是超越纯物质的更高层次的反映。”他蔑视那些生活在纯粹物质价值世界中的人，尤其看不起那类一到夏天就开车去海边度假的法国凡夫俗子(Français moyen)。迪迪埃描述说，作为他的朋友，最重要的是有艺术天赋、富有想象力、能激发智慧并充满活力。在这一点上，精雅(refinement)是十分关键的：我喜欢的精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维方式的巧妙缜密、存在方式的敏锐。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些在审美品位、行为举止、自我展示和思维方式上达到精雅境界的人。而想象力（正是）生命活动中最崇高的维度。迪迪埃还喜欢有距离感的人。“这是精雅和贵族理想的一部分，你看，‘贵族’(aristos‑cratos)这个词由‘aristos’和‘cratos’组成，‘cratos’的意思是‘顶尖的’。我喜欢这个定义。距离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他对善良体贴、笃信宗教、消息灵通(well‑informed)的人无动于衷，而对那些被他视为愚蠢、粗俗、生活无聊和缺乏想象力的人不屑一顾。最后，迪迪埃形容自己是一个自命不凡和自我本位的人，并宣称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尊严。

*约翰·布鲁姆是一位经济学家，住在新泽西州的萨米特——纽约近郊的一个高档社区。与迪迪埃不同，约翰不认为自己在审美方面很谙练。在他的豪华宅邸里，雅致的英国乡村风格装饰“98.99%得归功于我的妻子”。古董家具是她的传家之宝，华贵窗帘的面料是她从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家店里购买的。他的妻子身材曼妙，为我们端来了非凡农庄(Pepperidge Farm)的曲奇饼和杏仁味咖啡。约翰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工作，当公司政治令他感到“精疲力竭”之后，他转为每日通勤到曼哈顿的一家咨询公司上班。他生活在竞争激烈的职场，同侪尊重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当我接到不请自来的电话，或是业务伙伴主动向他人推荐了我，那是最令我愉快的。我的自尊心需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渴望，一种需求，去感受我所做的事，相信自己干得很出色，其他人也认为我做得很好，这是一种对外界认可无休止的追求”。同侪对约翰能力的尊重赋予了他生活的意义，而他的生活几乎完全是围绕着工作而构建的。工作使他能够保持“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约翰明确地用充满求知欲来定义自己：“我绝对是那种会把自己包装成知识分子的人。”他很享受“知识化”的过程。他与人的友谊建立在广泛话题的交流上。“我注重的是尝试回答关于人生的某些基本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发展你的心智，你的思维过程，你对事物的反思能力。只有这样，对我来说，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平庸的。”约翰试图使自己超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而智力活动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它帮助他保持精神上的活力，并使他从单调乏味的日常苦差中获得某种解脱。约翰爽快地承认，他在才智上有优越感，排斥那些“看起来智力不如我发达，不像我这样具有天生的求知欲或广泛兴趣的人。在社交场合，假如我和一个看起来智商比我低很多的人打交道，而他斗胆跟我唱反调，我大概是完全不会对他宽容或客气的”。在约翰与人交往的模式中，“友善”和“体谅”是无关紧要的。同侪尊重和才智并不是约翰用来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在社交场合，我也会感到低人一等。假使遇到一个人，一眼看上去就拥有一切——容貌英俊，服饰考究，知识渊博，口才一流，周游了世界且功成名就——我便会觉得自惭形秽，望尘莫及。”约翰所看重的成功形象是由一些流行杂志，诸如《时尚先生》(Esquire)、《M.》、《智族》(G.Q.)等，灌输给美国中上阶层的。这些需要大量物质资源才能营造出的形象，体现了约翰心目中理想类型的可感知特征。与迪迪埃不同，约翰既重视才智，也重视世俗的成功。从他面对更成功人士时感到自卑这点上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价值标准结合了社会的标准。他对中上阶层认知的边界是围绕着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双重标准构建的。

*卢·泰勒四十来岁，身材高大，举止斯文，是一位传统的绅士。他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是一所高校的行政人员。他出身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根基雄厚的家庭，家族中有三代是长老会牧师和神学家。他小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听叔伯们围着餐桌谈论学术问题，“关于上帝，他们曾有精彩的辩论，我觉得那真是妙不可言，我感到着迷……上神学院似乎是我的唯一选择。”卢获得了博士学位，因为“高等学位对我来说很重要……使我能够自信地跟其他聪明人交往”。他先是在西海岸一座城市的贫民区做了几年长老会牧师，然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所学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卢生活在一个长老会的世界里，在那里，人们温和地表达感受，措辞谨慎得体，很少有冲突。他说自己跟所有人都相处得很融洽，“我妻子说，假如有谁不能和我相处，那只能说明他的状态不佳”。卢的工作要求他同各类社群打交道，而他觉得这是自己的长项。他具有团队精神，大家都很信任他。像约翰一样，卢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观察世界方式与众不同的人，他们“试图找出其他方法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将自己的朋友定义为精雅人士，因为“他们博览群书，敏于体察苦难，会谨慎地选择表达想法的方式——他们尽可能诚实，但也会考虑到听众的感受”。他们有文化，而且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开放的心态。由于老朋友们都住得很远，卢感到十分孤独，然而“结交新朋友太耗费精力”。与此同时，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以家庭为中心。尽管他并不满意这种状态，但又想不出替代的方案，因而他有种被困住的感觉。卢认为自己比那些从事无聊工作的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要优越，他说：“我庆幸自己没在从事那类工作……但他们的收入也许比我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区分优劣。”然而，他觉得自己比不上那些“拥有更多”的人。最近他与一家保险公司的总裁会面，“在市中心的那间大办公室里，我感到不太舒服。因为这家伙拥有那么多。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有这一切而我却没有？这反映出我的什么问题呢？”与迪迪埃不同，但跟约翰相似，卢并不质疑世俗的成功与评估优越性的标准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像迪迪埃和约翰一样，他将超验的意义归于另一种现实：“在生活中，有一种‘存在’的维度，它超脱于我赚取的大笔钱财，让我感到内心的满足……因为我参与了超越自我的、具有终极价值的事情，我获得了满足感。”卢的一位邻居的生活则缺乏这种维度的意义。“我们那个邻居，一辈子都在食品行业打拼。他虽然是个好人、好邻居，但头脑简单，每天最关心的就是下一笔订单来自何处，你明白吧，纯粹是为了谋生……他现在正盼着退休呢，好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上述三个人的生活空间风格迥异：一个是在巴黎城边一栋古旧建筑中的艺术工作室，一个是在曼哈顿摩天大楼里毫无个性的格子间办公室，另一个则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弥漫着蜂蜡气味的老学院。他们都是白人、中年、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属于中上阶层，在法国和美国仅占人口的10%—15%。这个阶层的成员拥有大多数人渴望的东西，也是大多数人希冀成为的对象。他们的生活被大众媒体和广告行业塑造成其他人效仿的模式。他们通过构思、建议、雇用、提拔、评判、选择和分配，对各类事件、产品和大众施加影响力。迪迪埃、约翰和卢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践行文化排他主义(cultural exclusivism)。文化标准，诸如才智、精雅、求知欲和审美能力等，是他们每天评估自我和他人的决定性准绳。这三个人不大关心道德标准，在定义“值得尊敬的人”时，他们将“诚实”和“利他”置于次要地位，仅有少数情况例外。高校的行政人员（卢）和经济学家（约翰）所持的文化排他主义无可否认地同社会经济排他主义相辅相成，正如他们重视世俗的成功表明的。这两位也较少有文化达尔文主义倾向，在文化上比较宽容，不太喜欢按照某种文化“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来对人进行排序。相比之下，那位建筑学教授对差异表现出极大的不宽容。他将文化修养视为建立人际关系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