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奔走为少年：周兆成，用个案撞开反网暴立法的大门

在《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的当下，周兆成是无法绕开的名字——他是寻亲少年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的代理律师，是国内最早公开呼吁网暴专项立法、持续以实务推动规则完善的律师。

从一线办案的切肤之痛，到顶层立法的制度回响，他走了五年。

一、从个案到立法：一场始于遗憾的漫长推动

2025年6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作出一审判决，两名大V被告构成名誉侵权，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等共计5.7万元。

周兆成将这份判决称为“反网暴司法里程碑案例”，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实现了三项关键突破：

首次明确未成年人在网络环境中的特殊保护地位；首次认定单条恶意评论叠加可形成毁灭性网暴，打破“法不责众”的司法困境；首次突破事实抚养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周兆成团队从全网数十个平台逐条筛查，最终提取固定了2000多条针对刘学州的网暴言论。

办案的1247天里，他亲历了网暴维权的每一处壁垒：账号匿名导致溯源难、平台分散导致取证难、“法不责众”惯性导致追责难、赔偿标准模糊导致救济难。

更现实的是，因代理这起案件，周兆成本人也遭到了持续的网络攻击与辱骂。

这种“站在风暴中心”的亲历感，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单靠个案胜诉，救不了更多身处网暴中的普通人。

只有把办案中摸到的“法律断头路”变成制度补丁，才能从根源上遏制网暴乱象。

早在刘学州案发生前的2021年，周兆成就已经启动了“打击网暴·雷霆行动”法律维权项目，并于同年10月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全面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监管，进一步完善“网络暴力立法”的建议书》，在行业内较早发出了“网暴需专门立法”的专业呼吁。

刘学州案的发生，让这份呼吁有了沉重的现实注脚，让他的立法推动有更具体的实务支撑。

2023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期间，他在刘学州案一审开庭次日，便向最高法、最高检寄送《自诉转公诉建议书》，推动严重网暴案件的公权力介入从理论走向实操；2024年《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出台前后，他持续通过权威媒体发声，呼吁降低受害人维权门槛、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每一次规则升级的节点，他都把一线办案的真实困境，拆解成一条条可落地的专业建言。

二、草案面世：他呼吁的痛点，逐条落到了条文里

2026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七章六十条，意见反馈截止2026年8月28日。

看到全文的周兆成发文感慨：“以个案推动立法，多年奔走终见回响。”

这份草案的核心设计，恰好精准回应了他多年来反复强调的“取证难、溯源难、追责难、救济难”四大实务痛点：

1. 明确定义，补齐新型网暴规制空白

草案首次在法律层面完整界定网络暴力，在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基础上，新增“煽动仇恨、挑动对立”“持续恐吓骚扰”等情形，覆盖人肉开盒、AI换脸抹黑、跟评骚扰等新型形态，对应了他提出的“网暴形态迭代、规则必须同步升级”的观点。

2. 压实平台责任，破解溯源取证难题

草案要求平台建立网暴监测识别机制、特征库与预警模型，对AI生成网暴信息开展溯源处置，向用户提供快捷取证功能，并对高风险用户进行显著提示。这正是他多年呼吁的“平台不能只做信息通道，要承担起防护与举证协助责任”的制度落地。

3. 畅通救济渠道，打通自诉转公诉通道

草案明确：受害人提起自诉符合条件的，法院应当及时立案；受害人取证确有困难的，法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检察机关认为应当适用公诉程序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一条款，与他2023年提交的自诉转公诉建议核心诉求高度契合，直接破解了“受害人孤军奋战、取证无力”的死局。

4. 全链条追责，打破法不责众惯性

草案确立民事、行政、刑事三级追责闭环，明确严重精神损害可主张赔偿，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暴的行为依法从重处罚。这正是他在刘学州案中反复强调的“网暴是群体性侵权，必须区分首恶与盲从、从重打击组织者”的裁判思路。

三、为什么是他：站在个案与立法的交汇处

周兆成的特殊性，在于他始终站在“个案实务”与“制度完善”的交汇点上。

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空谈立法，而是带着2000条证据的重量、1247天诉讼的磨砺、甚至自身遭遇网暴的切身感受去发声。

他提出的每一条建议，都来自法庭真实遇到的困境；他呼吁的每一处完善，都对应受害人曾经跨不过去的坎。

“法律的完善，始于个案的遗憾；法治的进步，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这是他在草案面世后写下的话。

五年奔走，从一声超前的呐喊到一部法律草案的雏形，周兆成用自己的坚持证明：一名普通的执业律师，也能通过一个个案、一次次建言，推动法治向前迈出一小步。

而这一小步，或许就能护住无数个正在经历风暴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