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末代皇帝溥仪临终前11天给妻子李淑贤写的一封信，很多人将这封信视为其“遗书”。实际上，这是他临终求药的便条，内容如下：

“小妹：我感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今天晚上服用。耀之”

短短二十来个字，看着不像遗书，倒更像一个病人撑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向身边最亲近的人要一味药。这里的“小妹”，是溥仪对妻子李淑贤的称呼；落款“耀之”，则是溥仪自己的字。

这封信写于1967年10月6日。再过11天，溥仪就走到了生命尽头。谁能想到，一个曾经坐在龙椅上的人，最后惦记的不是江山，不是旧梦，而是一味叫“紫河车”的东西。

紫河车，说白了就是胎盘粉。溥仪怕李淑贤弄错，还特意在信里标注了“胎盘粉”。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味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

那时的溥仪，身体早就不行了。晚年他患上尿毒症，整个人虚弱得厉害，常常没精神，气力也差。人在病到这个份上，最怕的不是疼，而是觉得自己一点点被掏空。溥仪信里那句“我感气虚”，不是随口一说，是真的撑不住了。

可是李淑贤最后并没有把紫河车带到他面前。不是她不想带，而是当时确实不好找。那几年社会环境动荡，很多药铺和医院的中药调配都受影响，药材流通也不顺。像紫河车这种本来就少见的滋补药，更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东西。

所以后来才有了那个让人听了很不是滋味的细节：溥仪临终前，嘴里还念着“河车丸，河车丸……”一个曾经拥有天下名分的人，最后竟然连一丸药都等不到。

问题也就来了，溥仪为什么这么信河车丸？

这事不能只从药上看，还得从他这个人的经历里看。紫河车在旧时被看作“血肉有情之品”，不少人觉得它能补虚、养身。对长期病弱的人来说，吃完之后哪怕只是精神好一点，也容易被当成“有效”。更何况，溥仪不是普通人，他从小生活在宫里，身边围着太医、太监、宫女，吃穿用度都和常人不同。

溥仪十几岁时，身体就不算结实，肾虚、乏力这些毛病一直缠着他。那时候宫里的太医给他调理，河车丸这类滋补品就进了他的生活。普通百姓可能一辈子见都见不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却像是常备药。

后来到了伪满洲国时期，他住在长春伪皇宫，表面上还是“皇帝”，其实日子过得压抑又惶恐。那时候他身体也差，常常疲惫，腰腿发软。河车丸，还有一些注射剂，就成了他维持身体状态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多年反复吃一种药，并且每次都觉得“好像舒服点”，久而久之，心里就会认定它有用。

到了晚年，溥仪身份变了，生活也变了，但身体里的老毛病并没有跟着消失。他的肾病越来越重，后来曾请国医蒲辅周给他看病，药方里也用到过紫河车。病情一度有所缓解，这一下更加强化了他的想法：河车丸能救我，紫河车能帮我撑过去。

其实说到底，这里面既有药物带来的短暂感觉，也有很深的心理依赖。人越到病重时，越容易抓住过去熟悉的东西不放。对溥仪来说，河车丸不只是一味药，它还连着他少年时的宫廷生活，连着那些年被人伺候、被人安排、被人围着转的旧习惯。

他经历过改造，也从皇帝变成了普通公民，可有些刻在身体和记忆里的东西，不是说变就能彻底变掉的。河车丸就是其中之一。它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临终病榻上的溥仪，和当年紫禁城里的那个小皇帝连在了一起。

当然，从今天的医学角度看，紫河车并没有什么起死回生的本事，更不可能治疗晚期尿毒症。它含有一定营养成分，也可能含有激素类物质，长期大量服用，对本来就不好的肾脏未必是好事。溥仪把它当成救命药，更多是经验、习惯和心理安慰叠在一起的结果。

最讽刺的地方也在这里：他临终前苦苦惦记的东西，未必能救他，甚至可能早就给他的身体添过负担。可人在生死关头，哪里还会想这么明白？他只记得自己过去吃过，舒服过，缓过，于是到了最后，还想再吃一次。

所以这张便条真正让人唏嘘的，不是它像不像遗书，而是它把溥仪最后的样子照得很清楚：没有皇帝的威风，也没有历史书里的符号，只剩下一个病人，对妻子说，我气虚，你来时把药带来。

溥仪这一生，前半段荒唐，后半段沉浮，身上有可恨之处，也有可悲之处。临终前一句“河车丸”，听着轻，却像把他这一生的执念、虚弱和落差，全都说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