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被关押在上海临时监狱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拉肚子要去上厕所,路过一个办公室时,他突然冲了进去,然后直接推开后窗,跳到屋外,最后竟撬开墙上的铁丝网越狱逃跑了!
1947年的上海冬天,冷得钻骨头。
江湾高境庙的那座临时监狱,连正经高墙都没有。
一圈生锈的带刺铁丝网围起来,就成了关押日本战犯的地方。
岗哨缩在避风墙角,手揣袖筒,不肯多挪半步。
中野久勇就关在这铁丝网里面。
他是原崇明日军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手上血债累累。
抗战年间,他搜捕抗日志士,滥用酷刑,死在他手里的百姓不计其数。
抗战胜利后,他被百姓联名举报,押到上海等候审判。
从进监狱第一天起,他就在不动声色地观察。
观察岗哨换班、房屋布局,还有铁丝网最薄弱的地段。
他发现走廊尽头有间工作人员办公室,后窗对着外面的荒地。
窗户没焊死,只插了根铁插销,门夜里常常虚掩着。
他把这些记在心里,平日里装得格外老实,吩咐的事从不推脱。
日子一久,看守们都放松了警惕。
12月14日深夜,风比往常更猛。
寒气顺着墙缝往牢房里钻,岗哨连探照灯都懒得来回晃。
中野久勇蜷在草铺上,慢慢睁开了眼。
他知道,时机到了。
他捂着肚子挪到牢门边,对着哨兵低声呻吟,说肚子疼得厉害,要去厕所。
哨兵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自己去,催他快点回来。
他弯着腰,一步步往厕所的方向走。
路过那间办公室的时候,他的脚步顿了半秒。
门果然没锁,留着一道窄缝。
他飞快扫了一眼走廊两端,空无一人。
下一秒,他猛地推开门,侧身冲了进去。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后窗就在几步开外。
他几步跨过去,拔开插销,一把推开窗户。
冷风呼地灌进来,他没有半分犹豫,双手撑住窗沿纵身跳了出去。
落地时脚崴了一下,疼得他龇牙咧嘴,可他不敢出声。
他咬着牙爬起,低头往铁丝网方向跑。
他从怀里摸出一小块铁片,是偷偷在牢房墙角磨了好几天的。
走到事先看好的那段铁丝网前,他蹲下身,用铁片撬铁丝的接口。
带刺的铁丝划破了手背,血顺着指缝往下滴,他毫不在意。
没花多久,铁丝网被撬开一个刚好能钻过去的口子。
他侧着身子一点点往外挤,囚服被勾破了好几处。
钻出铁丝网的那一刻,他回头望了一眼监狱的方向。
然后转身,一头扎进了无边的黑夜里。
哨兵等了快半个时辰,还不见人回来,终于觉出不对劲。
他拿着手电跑去厕所,一排坑位全是空的。
沿着走廊往回找,发现办公室的门开着,后窗大敞。
跑到外面荒地一看,铁丝网破了一个洞。
人跑了。
监狱里瞬间乱成一锅粥,连夜召集人手沿着周边搜捕。
可黑灯瞎火的荒地里,连个人影都摸不到。
没几天,上海的报纸就把这事登了出来。
整个上海炸开了锅,老百姓指着报纸骂,说监狱连个死刑犯都看不住。
国民政府脸上挂不住,下令全城搜捕。
可中野久勇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逃出监狱的当晚,就换掉囚服,穿上破旧长衫,混进了进城的人流里。
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没人疑心他是日本人。
逃亡日子里,他干遍脏活累活,躲在棚户区破屋中。
看着街上搜捕的军警来来去去,他心里甚至有点得意。
两个多月过去,风声渐松,他放松了警惕。
他以为,再熬些日子,就能想办法坐船逃回日本。
1948年2月28日下午,天阴沉沉的。
他在桥边揽活,帮人推车上桥,赚几个铜板。
车上两个穿长衫的男人,是便衣侦探。
车到桥中间,男人递过来一张钞票,让他找零钱。
中野久勇接过钱摇头,用上海话说物价飞涨,一只大饼也要三千元。
就是这句话,露了馅。
“大”字的发音,带着一点日本人说中文的生硬劲儿。
两个侦探对视一眼,几乎同时掏出手铐。
咔嚓一声,冰凉的金属铐在了中野久勇的手腕上。
他还想装糊涂,涨红着脸说抓错了人。
侦探冷冷地报出了他的名字:中野久勇。
他的脸瞬间就白了。
整整逃亡了八十六天。
机关算尽,最后栽在了一个字的发音上。
这一次,他被直接押进了提篮桥监狱。
单人牢房,铁门铁窗,全天轮守。
没过多久,军事法庭再次开庭。
一份份证词摆在面前,他再无狡辩余地。
法庭当庭宣判,判处中野久勇死刑。
1948年4月8日,枪响了。
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倒在了上海的土地上。
他费尽心机出逃,兜转八十六天,还是挨了那颗躲了又躲的子弹。
很多人说,这是报应。
其实算不上什么报应。
是你欠下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凭空抹掉。
你可以躲得过一时的岗哨,躲得过满城的搜捕。
可你躲不过自己犯下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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