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底，张辉瓒在龙冈被红军俘虏。国民党方面商议以 20 万大洋、大批武器物资作为条件赎回他。张辉瓒曾在东固纵兵屠戮百姓，积怨极深，1931 年初东固公审大会上，群情激愤之下，张辉瓒被群众当场处决斩首。

1930年12月30日，龙冈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成了红军俘虏。
战场上缴获的枪械、电台和那块后来进入军事博物馆的怀表，都是这场胜利留下的实物。可对红军来说，张辉瓒本人比一件战利品更有价值。他熟悉国民党军在江西的部署，又同鲁涤平等人关系密切，既能提供情报，也可能用来交换药品、武器和被捕的共产党人。

当时，国民党军正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分路推进的敌军引进龙冈一带，再集中兵力包围张辉瓒部。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遭到重创，近万人被歼，张辉瓒本人被活捉。对于兵力、装备都处于劣势的红军而言，抓住一名现任师长，远比击毙他更少见，也更有利用空间。

这层价值很快显现出来。张辉瓒被俘后，国民党方面开始四处营救。后来的党史材料记载，南昌方面提出的条件包括二十万元现洋、药品、枪械弹药以及释放一批政治犯。不同记载对物资数量略有出入，但大体方向一致：对方愿意付出相当代价，把这名中将师长赎回去。

红军方面也没有急于处死他。古田会议以后，红军已经形成较明确的俘虏政策，对普通士兵重在教育和争取，对军官也尽量区别处置。

张辉瓒罪行严重，却又是一张难得的谈判筹码。

毛主席、朱德等人倾向于暂时留下他，一边审讯，一边等待上级和上海方面的意见。

相关人员已经着手接洽，谈判并非一句空话。对当时缺医少药、武器来源有限的苏区来说，二十万元和一批军需也不是纸面数字，它们可能直接影响下一轮反“围剿”的准备。

可这套安排到了东固，碰上了另一股力量。
东固百姓眼里的张辉瓒，与军事机关计算的价值完全不同。此前，他的部队进入东固后烧杀抢掠，学校、医院、银行和民房遭到破坏，许多人失去亲人和家产。

战火退去没有多久，屋墙上的焦黑还在，坟头的新土也没有长草。军衔、情报和赎金，在这些人面前都压不过刚刚发生的血债。

1931年1月28日，东固举行反“围剿”胜利大会，群众要求把张辉瓒押到会场公审。
根据何长工、郭化若等人的回忆，毛主席同意让他到会，但要求保护，不准随意杀人。

大会开始后，控诉迅速升温。
失去亲人的农民、被毁掉家产的群众围在台下，警戒人员没有控制住局面，张辉瓒被拖走处死，随后遭到斩首。

若说红军早已决定拿张辉瓒祭旗，便解释不了此前的留俘安排，也解释不了正在推进的赎俘接洽。毛主席、朱德希望保住他，说明公审大会上的死亡带有明显的失控性质。地方群众的愤怒真实而强烈，前方军事机关的盘算也同样现实，两者没有在统一的处置程序中被协调起来。

当时中央苏区的通信条件十分有限。
龙冈战斗虽然缴获了电台和无线电人员，但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体系才刚刚起步，上海与赣南之间的重要指示仍常依赖秘密交通员传递。

上级意见送得慢，地方行动却在眼前发生。
张辉瓒这样一个牵涉军事、谈判和群众情绪的高级俘虏，最终被带进了一个警戒薄弱、权责也不清楚的大会现场。

东固群众要求严惩张辉瓒，有充分的现实原因，他们承受过他的部队留下的破坏。

可红军若能把他留住，二十万元现洋、药品、武器和政治犯交换，都可能给苏区带来实在收益。地方要清算血债，军事机关要顾及全局，两种要求同时压来，当时的苏区却没有一套足以压住现场情绪、保证命令执行的处置办法。

张辉瓒死后，谈判随即失去对象。

准备前往江西接洽的中共人员到达南昌时，只能从报纸上得知他的死讯。国民党方面终止营救安排，又把此事用于反共宣传。

原本可能换来的现金、药品、枪械以及被关押人员，也一并落空。

那块怀表后来被保存下来，成了龙冈大捷的见证。可围绕张辉瓒形成的另一笔账，没有留下实物。二十万元现洋没有送到，药品和武器没有交付，被关押的人也没有因此获释。

东固大会上的喊声散去后，留在苏区面前的，是一场胜利之后本可避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