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肩负救国救民的使命，而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带领党走出重重危局。毛主席高瞻远瞩，慧眼识珠，在迷雾中看清未来发展方向，指出修正主义的危害及后果，教育党，教育人民，避免苏共的覆辙。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正陷在列强侵凌、军阀割据和社会凋敝之中。
救国救民不是后来补写上去的口号，而是这个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要回答的问题。

毛主席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最难得的地方，在于他常能从混乱局势里看出力量消长，再把判断变成路线、组织和行动。

1930年初，红军力量薄弱，城市起义接连受挫，农村根据地又遭国民党军队反复进攻。党内有人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这种动摇并非凭空而来。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提出巩固农村根据地，发展地方武装，推进土地革命，让红色政权在敌人统治的缝隙中生长。后来逐渐成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就从这种敌强我弱的处境中走了出来。

这份预见的分量，不在一句“必胜”，而在于他指出力量从哪里来。
红军缺枪、缺粮、缺药，单靠勇敢撑不了多久。

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民同革命的关系，根据地则提供兵员、粮食、政权和组织基础。许多人只看到眼前的强弱，毛主席已经在追问，这种强弱会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变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迷雾换了模样。
日军迅速推进，亡国论四起；局部战役取得胜利，速胜论又跟着抬头。

1938年，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把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人口、国土、战争性质和国际环境放在一起分析，判断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战争大体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他同时提醒，具体进程不会照着时间表推进，结局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抗战、巩固统一战线、发展敌后力量并动员民众。

后来的抗战进程复杂曲折，却验证了持久战的基本方向。中国在长期消耗中保存并发展力量，国际局势也逐步变化，日本的资源困境和多线作战压力越来越重。

《论持久战》真正安定人心的地方，是它把混乱局势分出层次，让身处退却的人知道眼下该守什么、该积蓄什么，又该等什么条件成熟。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全国盼望和平。
毛主席却从国民党此前的反共行动、兵力调动和受降部署中判断，内战危险正在上升。

中国共产党一面赴重庆谈判，一面调整军事部署，准备应付局势突变。争取和平与防备战争并不矛盾，前者是责任，后者是底线。后来全面内战爆发，党没有在毫无准备中仓促应战，此前的判断已经落进组织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问题从夺取政权转向建设国家。
苏联提供了工业化经验，也暴露出经济管理过度集中、农轻重比例失调等弊端。

1956年，毛主席在广泛听取部门汇报后形成《论十大关系》，提出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中央同地方，沿海同内地等关系。

中国共产党由此更加自觉地以苏为鉴，探索符合本国条件的建设道路。

对苏联经验的警惕，后来又延伸到修正主义问题。
毛主席担心执政党脱离群众，干部形成特权，理想信念衰退，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发生性质变化。这些忧虑触及长期执政中的真实风险，也提醒党，取得政权之后，仍不能把自己摆到人民之上。

历史同样留下了沉重教训。

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正因代价如此沉重，党后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防止自身蜕变，要靠实事求是、制度建设和民主法制，不能依赖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中国后来没有出现苏共式政党解体和国家瓦解的结局，也不能归结为某一次警告或某一场运动。它同党不断纠正自身错误、恢复实事求是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完善制度密切相关。

毛主席留下的更深启示，是面对既有答案时仍敢追问：外国经验是否适合中国，胜利后的党会不会脱离人民，已经形成的路线是否还符合变化了的现实。

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论持久战》，再到《论十大关系》，毛主席的政治远见始终落在具体矛盾、实际力量和可执行的办法上。

那些文章没有替中国走完道路，却在几次最容易迷失方向的关口，让党看见脚下还有路，也提醒后来者，这条路只能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