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4日黄昏，武昌平阅路“军法执行总监部”里传出枪响，被押解到武汉还不满半个月的韩复榘身中七弹，当场毙命。
那一天，韩复榘的妻子高艺珍正带着四儿一女，躲在漯河一座破庙里苦等消息，直到一个浑身泥水的副官跑进庙里，扑通跪下，对着高艺珍哭喊：“太太，主席被……被枪毙了。”
高艺珍两眼一黑，昏厥在地。

高艺珍苏醒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嚎啕大哭，而是立刻吩咐随从封锁消息，不准孩子们大声哭闹。她早年跟着韩复榘从河北霸县台山村出来，见过阵仗，知道眼下最要紧的是把一家人从险境中择出去。
韩复榘被扣后，蒋介石的行营已下令将其在山东的家产查封，济南的韩公馆被翻了个底朝天，连家具、字画、汽车都被贴了封条，留在曹县、漯河一带的韩复榘卫队和家眷，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缴械甚至“处置”。
高艺珍连夜将金银细软缝进破被褥和孩子们的棉袄夹层中，又在韩复榘旧部孙桐萱、曹福林的暗助下，弄到了几张去南方的船票。
孙桐萱时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复榘被处决后蒋介石为安抚军心，让他实际掌握了部队，但他对老长官的家眷并未落井下石，反而命亲信副官送了一笔盘缠。据韩子华晚年回忆，孙桐萱当时派人传话说：“趁早走，往南边去，留在河南不安全。”

1938年初，高艺珍带着子女，由连云港登船，混在难民里抵达上海法租界，在迈尔西爱路一幢小楼里暂住下来。韩复榘的灵柩则被孙桐萱派人秘密运往河南鸡公山，草草下葬。
当时韩家长子韩嗣燮，早在山东时就因精神刺激出现失常，经此巨变彻底崩溃，整日胡言乱语，对着空房间喊“爹”；次子韩嗣燠（后改名韩子华）刚满十五岁，三子韩嗣烽十二岁，四子韩嗣蟡只有七岁，最小的女儿韩嗣虑尚在襁褓中。
高艺珍不敢在上海久留，因为日本人的势力很快渗透进租界，尤其对前中国军政人员的家眷盯得很紧。不到一年，他们又举家南逃香港，住进铜锣湾的一处唐楼。在港期间，积蓄只出不进，高艺珍变卖了大半首饰，甚至把韩复榘当年收藏的几件值钱物件也悄悄托人转手了。日子最难的时候，韩子华记得母亲一天只买一块硬面包，掰碎了用开水泡成糊，分给几个孩子。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韩家的处境再度恶化。有人劝高艺珍去重庆投靠国民政府，她一口回绝。她对子女的原话是：“你们爹死在谁手里，我心里明白。我就是讨饭，也不去求那姓蒋的。”
在香港期间，韩复榘的另一房妻室纪甘青选择了离开。据韩子华晚年口述，纪甘青在韩复榘死后不久便脱离了韩家，独自返回上海，后来改嫁给一位商人。另一位侧室李玉卿，原是济南青楼中人，韩复榘死后也离开了韩家，此后再无音讯。最终撑起整个家的，只有高艺珍一个人。

1942年秋，高艺珍咬牙决定冒一次险，带着全家经广州湾潜回北平。之所以选择北平，是因为韩复榘早年曾在冯玉祥手下驻扎过京津一带，多少还有些旧关系可以依凭，而且沦陷区的伪政权对韩家人采取一种暧昧的不追究态度，既不想惹恼日本人，也不愿太过为难这个无人撑腰的遗族。
高艺珍搬进东城什锦花园胡同一所年久失修的小四合院，对外只说自己是“丈夫病故的河北寡妇”，子女一律改从母姓，称“高家孩子”。
对于蒋介石，韩家人的真实看法只有四个字：杀父之仇。
韩子华在九十岁时对着摄像镜头讲过一句很平淡却极有分量的话：“我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一丝一毫都没有。”韩复榘的三子韩嗣烽，后来在西安一家运输公司当了一辈子司机，单位填写政审表时，“父亲死因”一栏他只写“被国民党枪杀”，从不隐讳。四子韩嗣蟡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时，有同窗偶然得知他是韩复榘的儿子，私下议论纷纷，他听见后当众说：“我父亲的事情，你们了解的不一定比我多。他死得冤，但我用不着替他喊冤，我学好本事，对国家有用就够了。”

高艺珍1957年在北京病故前，把几个子女叫到床前，交代了两件事。
第一，一定要把韩复榘的灵柩从鸡公山迁回北京安葬。
第二，记住你们的爹是上过抗日前线的，死在了后方，但不是孬（种）。
此后，长子韩嗣燮在精神病院去世，韩子华成了实际上的家族主心骨。他在华北大学学习后报名参军，入了志愿军第六十八军，在朝鲜战场做文化教员和政治工作，立过三等功。复员后他被分配到电力系统，在甘肃兰州电力局技工学校任教直至退休，过着基层干部那种平淡如水的日子。韩嗣蟡则进入水利电力部，成了技术专家，参加过多个大型水电站的设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子华费尽周折，终于将父亲的遗骨从鸡公山移灵至北京西郊万安公墓，与母亲高艺珍合葬。
墓碑上没有职务，也没有军衔，只刻着“韩复榘先生之墓”。
立碑那天，韩子华弯着腰在墓前站了很久，后来他对韩复榘之孙韩宗喆说了一句：“咱们家的事，后人不必争，但得记着真事儿。”
韩宗喆后来耗费数年，查阅海峡两岸档案，写成《韩复榘全传》，他在自序中说：“祖父被处决，丧师失地仅是表面罪状，根子是他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韩家后代分散各地，靠自己一点点站起来，与那段历史共生，但并不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