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曾经直言，在全军之中，只有贺龙和陈赓这两位将领，能够玩得转旧社会的那一套三教九流。
贺龙十四岁跟着马帮跑运输，常年奔走在湘西、川东的山路码头，接触过山民、商贩、帮会成员、地方团练各色人物。1916年，他拿着两把菜刀，邀约乡间青年，袭击芭茅溪盐局，缴获枪支拉起队伍。之后十多年，他先后担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在湘西一带驻防，和当地乡绅、帮会头目、各路地方武装都有实际往来。1927年南昌起义之前，贺龙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川黔湘边境不少民间武装头领都和他相识。起义失利后贺龙回到桑植，靠着过往在当地积累的人脉，短短数月收拢三千多人，组建起红四军，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开展统战工作，不少西南地方武装首领只愿意和贺龙面谈协商，很多外围武装都是贺龙亲自出面联络，加入抗日队伍。
1928年，陈赓在上海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对外化名王庸。他平日里出入茶楼、赌场、租界酒馆，主动和上海的巡捕、包探、帮会头目、国民党特务人员打交道。租界巡捕房的警员见到他都会主动打招呼，国民党侦缉队不少人把他当成自己人。一次国民党特务抓捕共产党人，专门找到化名王庸的陈赓，请他帮忙找人。陈赓借着这次机会，提前传递消息，掩护地下党员安全撤离。顾顺章叛变之后，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覆灭风险，陈赓依靠平日里搭建的人脉网络，联络各方人员转移干部、销毁机密文件，保护党中央机关安全撤离上海。
抗战阶段，陈赓在太行山区开展敌后作战，当地大量地方会道门、民间武装首领愿意和他接触谈判。他单独前往一些村寨，和当地乡勇头领面对面沟通，劝说对方放弃对立，共同抵抗日军。解放战争时期，很多杂牌部队的将领愿意私下和陈赓接触，商谈起义投诚相关事宜。
贺龙在抗战期间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防务与统战工作，西北大量少数民族头领、民间武装代表来到延安，接待沟通的工作大多交由贺龙负责。他熟悉底层百姓的处事方式，交谈没有官架子，很多原本心存戒备的地方势力，愿意和边区政府达成合作协议。建国之后，贺龙负责西南地区的接管工作，西南遗留的帮会、旧武装人员数量庞大，贺龙实地走访各地，对接当地各方人员，平稳完成西南地区的社会治理改造。
战争年代，部队遇到别的将领难以对接的民间势力、复杂的统战任务，组织优先安排贺龙或者陈赓前去处理。两人长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开展革命工作，亲身接触过旧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群，积累大量实际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经历都记录在将帅回忆录、战史资料之中。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