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弹劾李鸿章的一封奏折
1894 年，张謇蟾宫折桂，大魁天下，他并没有被“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即将开启官场生涯的喜悦冲昏头脑。而是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写下了一份奏折弹劾李鸿章。
甲午战争之后，大清举国束手无策，群臣噤若寒蝉，张謇冒天下之大不韪撰写了这份《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
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这篇振聋发聩的文字，从胆魄、语气来看，被当时的有识之士誉为“南宋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的姊妹篇”。
张謇此次上疏，一方面是由于李鸿章长期打击主战派，吴长庆（淮军将领之一，张謇恩师）平朝有功，却受到排挤，抑郁而终；
另一方面，张謇毫无疑问得到翁同龢等主战派的支持，出言固然有义气成分，更有张謇对中国当时形势的深深忧虑，言不得不发。
在篇文章中，张謇对国事、家事、天下事的关心，洞察天下之能事，其预见是十分正确的，诚非书生纸上谈兵；同时此奏疏也表露了张謇对国内投降派的强烈不满。
张謇在这篇奏疏的最后写道：李鸿章既负善和之名，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所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暴其所挟之尊。即京朝官之尾附李鸿章者，亦必以李鸿章为老成谋国，辗转相师；而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无一人焉以发其覆。恐兵事一定，较论功罪，恩怨起于朝局，邪说祸及将来，此则迫切忧危而不得不为辨奸之论者也。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对战败的屈辱倍感痛心，他严正指出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乃鸩酒止渴，毒在脏腑。及今日力图补救，应以夜继日，恐犹失之。”
“不知此次日本之和，台湾资敌也，威海驻兵也。南洋之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门庭。”“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也。”
张謇的这封弹劾虽然未果，却在士人中声名大振。他意识到 “徒费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同时他也意识到 “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 救贫之法惟实业，致富之法惟实业。”
于是，他遂借父丧回籍守制之名，愤而回乡，从此开启了一段“江海潮生”的实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