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五年，刘邦决定将首都定在关中地区，从此开启了长达一千二百年的大长安时代。最初，刘邦较为属意的建都之地其实是洛阳，因为洛阳当时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他路过时也曾赞叹其繁华与雄伟。

可真要把这事敲定，刘邦才发现朝堂上吵成了一锅粥。他手底下那帮沛县起兵的老兄弟全是崤山以东的人，谁都不想离老家太远，一个个劝他学周朝定都洛阳，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靠黄河面向伊洛，也算有险可守，何况周朝在这儿坐了数百年江山，怎么看都比秦国两代就亡强。

刘邦自己也是丰沛人，心里本来就偏洛阳，甚至已经让人动工修宫殿了，眼看就要板上钉钉，一个叫娄敬的戍卒穿着破羊皮袄闯了进来。

娄敬见了刘邦劈头就问，陛下想定都洛阳，莫非是要跟周朝比谁更兴旺。刘邦说是啊，娄敬直接摇头说不该这么比，周朝靠的是十几代人积德累善、诸侯自愿归附，洛阳居天下之中正好发号施令。

可陛下您从丰沛起兵，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天下百姓死伤无数哭声还没断，这种局面下学周朝那一套等于把脖子伸给别人砍。

他指着地图跟刘邦说，关中这地方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百万大军说聚就能聚，秦国留下的底子还在，土地肥得流油，守住这儿就等于掐住了天下的咽喉。

刘邦听完觉得有道理，可转头问群臣，那帮山东籍的功臣炸了锅，吵着说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还是洛阳靠谱。

关键时刻刘邦找张良拿主意。张良的话一锤定音，他说洛阳虽然有险可守，可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土地又薄，四面受敌，根本不是用武之地。

反过关中左有崤函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边有巴蜀的粮草北边有胡苑的战马，三面凭险固守只留东面压制诸侯，诸侯安定时黄河渭水漕运天下供给京师，诸侯造反时顺流而下运兵运粮，这才是真正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刘邦听完当天就下令启程西迁，把都城定在渭水南岸的长安，赐娄敬姓刘封郎中号奉春君。一个戍卒的一番话，硬生生把中国往后一千多年的政治中心扳到了关中。

很多人把这件事当成刘邦从善如流的佳话，其实背后藏着更深的算计。刘邦当时最头疼的不是匈奴也不是民生，是那帮刚封好的异姓王。

韩信在楚、彭越在梁、英布在淮南、臧荼在燕、张敖在赵，这些人的地盘从北到南把关东包了个严严实实，洛阳正好卡在正中间，一旦哪个王反了，洛阳首当其冲。

关中有崤函之险挡着，异姓王想打进来得过函谷关、潼关、武关好几道鬼门关，朝廷躲在里面慢慢调兵就行。

张良和娄敬都看透了这点，他们嘴上说地势物产，心里想的全是怎么让刘邦活下去。定都长安本质上是新生汉廷的一次战略避险，用地理屏障对冲政治风险，这比什么周礼德政实在多了。

这个决策的后劲比想象中大得多。长安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历史由此开篇，西汉之后新莽、隋、唐相继在此建都，关中前后做了十多个王朝的首都。

但也埋下了一个隐患，关中平原面积有限，随着人口膨胀和官僚机构扩张，本地粮食根本喂不饱首都，汉武帝时每年要从关东漕运几百万石粮食进长安，三门峡那段水道险得要命，运粮船翻了多少没人统计过。

到了唐朝更夸张，皇帝隔三差五就得带百官去洛阳就食，唐中宗甚至自嘲是逐粮天子。也就是说西汉选长安是选对了开局，

但代价是后世几百年都得为漕运头疼。历史没有完美选项，刘邦那一代人解决了最紧迫的生存问题，把包袱甩给了子孙，这大概就是所有开国决策的宿命。

史料出处：《 《史记》·留侯世家》、《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书》·娄敬传》、《 《资治通鉴》·汉纪·高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