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主席要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春，延安各机关正在收集一批旧文件。
会议决议、电报、指示、报告，被重新抄录、编排，后来汇成《六大以来》。五百多件材料摆到干部面前，不是为了做一部体面的党史，而是要追问：过去那些被当成“正确路线”的决定，究竟把革命带到了哪里？

当时的处境并不宽松。
日军在敌后频繁“扫荡”，国民党加强封锁，陕甘宁边区连纸张、粮食都紧张。

按常理，最该抓的是打仗、生产、运输，中共中央却让干部坐下来读文件、查问题。毛主席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推动整风？

答案不能只落在王明一个人身上。

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共党员约四万人，到1940年前后已发展到约八十万人。

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大批进入党内，红军干部、白区干部、留苏干部又分别带着经验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

队伍铺开了，思想方法却没有自动统一。
有人熟悉经典著作，却不了解一个县的土地关系；有人打过多年仗，便把一地经验当成处处适用的办法；还有人习惯按所属系统看人办事，山头、资历、留学背景，都可能变成判断是非的尺子。

中央可以发出同一道指示，可山东、华北、华中和陕甘宁边区面对的敌情、地形、社会关系并不相同。照本宣科，政策会僵死；只信个人经验，行动又会各走各路。敌后交通经常中断，中央不可能替每个县、每支部队逐件拿主意。

一个迅速扩大的革命党，必须让干部离开延安之后，仍能用相近的方法判断现实。

此前的教训已经够重。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一些领导人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直接套到中国，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同优势敌军拼阵地战；到了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又有人把必要合作理解成一味退让。“左”和右看上去隔得很远，根子却相通：先相信现成结论，再强迫中国现实去迁就它。

遵义会议纠正了最紧迫的军事和组织错误，却没有条件彻底解决这种思想方法。

长征途中，部队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先要解决的是怎么活下来。等到延安相对稳定，旧问题仍在，新党员又成批涌入，若不把账算清，错误只会换个面目重新出现。

1939年以后，延安已经组织干部学习，规定时间，编成小组。

可学习本身也暴露出问题：有人把读过多少书当成理论水平，有人讲话写文章满是术语，落到一村一户便说不清楚。1941年5月，毛主席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把矛头对准主观主义；1942年2月，又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整风由高级干部学习逐步推向全党。

为什么先抓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是它在人事关系上的表现，党八股是它在语言上的外壳。干部若不调查实际，很容易把派性说成原则，把空话写成理论。文章难懂还只是小事，更危险的是，错误判断会披上一层“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整风随即落到具体行动上。
中央推动调查研究，机关干部下到农村，了解租佃、生产、人口和基层政权；《六大以来》等文件把历史争论重新摆回原始材料；学习委员会把读书、讨论、检查工作连接起来。

干部不只要说某句话出自哪一本书，还得回答：它能不能解释中国，执行之后造成了什么后果。

运动也走过弯路。1943年前后，审干和反奸工作扩大化，一些干部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受到怀疑和错误处理。

一场反对主观主义的运动，竟又因夸大敌情、轻视调查而落入主观主义。
中央随后停止“抢救”扩大化，开展甄别和平反，毛主席公开承担责任并向受伤害者赔礼。整风是否有效，不能只看它提出了什么口号，还要看它能否用自己的原则纠正自己的错误。

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内对过去的重大路线问题形成较统一的认识。

随后召开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整风做成的已不只是一次思想教育。它给快速扩大的党员队伍补上了系统训练，削弱了山头、资历和外国权威对党内判断的支配，也让分散在各地的干部拥有共同的工作尺度。

毛主席在延安推动整风，表面上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实际是在解决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共产党已经成长为全国性力量，却还没有完全形成与这种规模相匹配的共同判断能力。

若没有这一步，几十万党员人数再多，也可能只是许多经验、许多系统、许多口号的简单相加。

后来，大批干部走向东北、华北以及新解放区，接管城市，处理土地、生产、政权和群众关系。

中央不可能替他们写好每一道答案。
整风留下来的调查、比较和独立判断，成了面对陌生局面的基本功。

人们容易记住队伍向前推进的脚步，却常常忽略，在真正走远以前，这支队伍曾停下来，翻开旧文件，一页一页重新学习怎样认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