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正是冀中抗战最吃紧的时候，贺龙带着八路军120师在冀中跟日军反复拉锯，部队要扩编，要打仗，干部就显得格外紧俏。
 
那时候冀中平原的局势根本稳不下来，据点一个接一个往村子边上修，公路网越织越密，日军出来扫荡连走路都踩着点，天不亮就围村，天黑了还在野地里转，老百姓连踏实睡一宿觉都成了奢望。
 
120师刚到冀中那会，不少从山区带出来的老骨干，对平原作战完全摸不着门道，过去在山里能靠着山势跟敌人绕圈子，到了这儿放眼全是平地，连个隐蔽的山头都找不到，打阻击、搞伏击的法子都得重新琢磨。
 
部队要在这儿扎下根，首先就得扩兵，冀中当地的老百姓恨透了日军的烧杀抢掠，不少青壮年主动往队伍里跑，没俩月各个团的人数就往上翻了不少。
 
可之后新问题紧跟着就冒了出来，这些刚入伍的小伙子有血性，敢跟敌人拼命，可怎么带队伍、怎么安排战术、怎么跟当地的区县武装配合，没人教根本摸不清路。
 
过去能独当一面的老排长、老连长，不少都在之前的战斗里负了伤或者牺牲了，剩下的骨干都快一个人劈成两半用了，有时候刚打完一仗，就得临时把一个班的人交给刚入党半个月的新兵来带，风险实在太大。
 
贺龙那时候天天盯着干部的事，不是找冀中军区的同志碰头商量，就是往各个团的驻地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念叨，不能等仗打起来了才临时找干部，得边打边练，从实战里把能扛事的人挑出来。
 
那时候没什么专门的学校，也没多少书本上的大道理，最实在的办法就是把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和当地参军的进步青年凑到一起，一边跟着部队行动一边学，白天走在路上就讲怎么利用道沟隐蔽自己，打完仗坐下来就复盘，哪一步指挥错了，哪一个环节配合漏了，当场就掰扯清楚。
 
不少后来能独当一面的基层干部，都是那时候摔打出来的，有个之前在村里当农会干事的小伙子，刚调到连里当指导员的时候，连地图都看不利索，第一次带队伍掩护老百姓转移，差点跟扫荡的日军撞个正着。
 
后来跟着老连长在道沟里钻了半个月，把附近几十个村子的小路、水井、隐蔽洞摸得门清，后来再遇到敌情，不用上级下命令，自己就能带着队伍把老百姓安排得妥妥当当。
 
那时候也没什么特殊待遇，干部跟战士吃一样的粗粮，穿一样的补丁衣服，打冲锋的时候得跑在最前面，撤退的时候得留在最后面，谁能扛事谁不能扛事，全看战场上的表现，大伙心里都有数。
 
就这么一边跟日军来回周旋，一边从实战里练干部，没出半年，120师在冀中就带出了一大批能扎根平原的基层骨干，不仅把新扩编的队伍攥成了能打的拳头，还帮着当地的区县武装培养了不少指挥人员。
 
后来日军再出来扫荡，再也占不到之前的便宜，咱们的队伍靠着道沟跟村落跟他们兜圈子，时不时就能找准机会咬下他们一块据点，冀中这块根据地，就这么在反复拉锯里稳稳站住了脚。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哪有什么现成的捷径，无非就是靠着实打实的战斗摔打，把一个个普通人练成了能扛事的干部，这才撑过了冀中抗战最艰难的那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