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李敖最后一次露面留影，脸色浮肿插着鼻管，不久后便与世长辞，令人倍感唏嘘
2015年，台北，李敖被确诊为脑干胶质瘤。这个消息传出后，外界最关注的不是他的病情细节，而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身体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他还会不会继续写作？
答案是，会。
治疗期间，手术、化疗以及身体机能变化，都可能影响人的精力和表达能力。李敖仍让身边人准备书籍、电脑和资料，继续处理写作事务。关于他的具体治疗次数、用药方案和体重变化，公开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未经核实的数字当成定论。但有一点相对清楚，他没有因为疾病确诊，就完全退出文字工作。

这件事很能说明李敖的一个特点。他的写作并不只是临时起意，也不是靠某一次争论突然获得名声，而是长期形成的生活秩序。读书、查资料、写文章、回应公共话题，这些事情连在一起，已经成为一种固定节奏。身体衰弱之后，节奏当然会改变，表达却没有立刻中断。
要理解这种持续性，还得把目光放回他的早年经历。李敖1935年出生于哈尔滨，少年时期随家庭迁居台湾，后来就读台湾大学法律系、历史系。那一代人的成长，正处在战后社会秩序不断调整的阶段。课堂、出版和公共讨论都有各自的边界，能够在边界附近持续发问，本身就需要相当强的阅读能力和文字训练。
1961年，李敖出版《传统下的独白》。这本书使他在台湾文化界受到关注，也确立了他以考证、论辩和批评见长的写作方向。此后，无论是撰写人物评传，还是评论社会问题，他都习惯把材料摊开来讲，语气可以尖锐，证据却往往是表达的支撑。

这也是李敖形象复杂的原因。公共场合里的他，常常不留情面，喜欢直接指出对方说法中的漏洞。有人欣赏这种锋利，认为它能打破场面上的客套；也有人觉得这种表达过于强硬，甚至把他的文章简单归结为“爱攻击人”。同一个作者，在不同读者那里出现完全不同的评价，并不奇怪。
有意思的是，公开场合的强硬，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私人生活中的全部性格。2010年8月底，李敖到上海参观世博会，公开报道和旁人回忆中，曾提到他在接受服务时起身致谢、频繁说“谢谢”等细节。马家辉等人的转述里，也出现过他给朋友买笔、替人排队、处理小事较为周到的描述。
这些内容多属于采访记录或个人回忆，证据强度不能与正式出版物、公开档案相提并论。可它们至少提醒读者，名人的公共形象往往经过媒体选择和反复剪裁。一个人在辩论中的一句重话，容易被传播；一次替朋友处理琐事，却未必能进入大众记忆。

他的婚恋经历，同样长期处在舆论注视之下。李敖与胡因梦的婚姻发生在1979年，维持时间很短，通常被概括为115天。这段婚姻后来不断被媒体、回忆文章和文化评论提及，私人关系也因此被纳入公众阅读李敖作品的框架。
需要注意的是，婚姻持续时间可以作为事实叙述，至于双方当时的具体心理、某件礼物究竟暗示了什么，则不能仅凭转述下结论。把复杂关系压缩成一个戏剧化故事，传播起来容易，距离历史事实却可能越来越远。
李敖与王小屯的长期共同生活，则构成了另一条线索。两人相识于1980年前后，后来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子一女，2005年在台北举行婚礼的说法也常见于公开资料。关于子女姓名寓意、年龄差和家庭细节，部分说法来源不一，适合谨慎引用。可以确认的是，这段关系持续时间较长，也让外界看到李敖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一面。

这两段婚恋经历之所以反复被谈论，不仅因为人物有知名度，还因为公众习惯用作家私生活去解释作品。写爱情，就被联系到婚姻；谈人性，就被联系到个人经历。这样的阅读方式很普遍，却容易把作品本身的论证和作者的私人选择混在一起。
到了2017年，李敖在住所内留下了一张晚年合影。照片中的他面部浮肿，鼻部插着管子，身体状态已经明显不同于早年在电视和公共场合中的样子。媒体常把这张照片称作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留影，但拍摄日期、发布渠道以及“最后一次”的严格依据，公开信息并不充分，更稳妥的说法是，这是他晚年较受关注的一次公开影像记录。
2018年3月18日，李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82岁。与其把一生概括成某个单一标签，不如保留这些彼此并存的事实：他曾以锋利文字参与公共争论，也在私人生活中表现出礼貌和照料；他经历婚姻与家庭变化，也在确诊脑干胶质瘤后继续处理写作。关于他的争议没有随着去世立即消失，相关著作、文章和影像仍在不同材料中被反复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