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他不顾妻子反对，用刀划开刚出生3天女儿的后背。看着女儿奄奄一息，妻子瘫软在地。谁知，他这一举动，竟救了千万中国婴儿。

1949年的北平还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节点，北大医院的产科婴儿室，正被一场可怕的传染病笼罩着。这种病叫做新生儿皮下坏疽，是急性的皮肤细菌感染，传染性极强，专门找上刚出生没几天的小宝宝。

那时候整个医学界，不管是西医外科前辈，还是资深的中医大夫，都死守着一条行医规矩：脓肿没有完全成熟聚拢之前，绝对不能切开皮肤引流。所有人都默认，提前开刀只会让细菌顺着伤口往全身窜，死得更快。

可皮下坏疽根本不会等脓液慢慢熟透。小宝宝的后背早上只是一小块发硬泛红，到了傍晚，红肿就会蔓延大半片脊背，皮下组织快速坏死，紧接着孩子高烧不退，发展成败血症之后几乎没有生还可能。那段时间产房里隔几天就会送走一个夭折的新生儿，病症肆虐的时候，医院甚至不得不临时关闭婴儿室消杀，依旧挡不住病菌扩散。

当时只有28岁的张金哲，在北大医院担任外科总住院医师，所有新生儿急症最终都会汇总到他这里。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语气满是无力：“重病人都归我管，看着一个个孩子接连离开，我根本没办法给自己一个交代” 。

他翻看了大量外文外科资料，又在逝去患儿的遗体上悄悄做过观察比对，心里生出一个颠覆性的想法。与其被动等待病灶成熟，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感染吞噬，不如在红肿刚冒头的早期，浅浅划开皮肤，把淤积在皮下的脓血排出去，直接切断病菌扩散的通道。

他认认真真写好了完整的实操方案递交给科室讨论，却遭到了全院前辈集体否决。一来这套做法打破传承多年的诊疗原则，二来没有任何活人临床试验佐证，一旦失败，责任无人承担。更现实的是，没有任何一户家长，愿意把自家刚出生的孩子，交给年轻医生做一场前途未卜的尝试。

方案被搁置，张金哲每天守在病房里煎熬，他迫切想要验证疗法，却找不到可以试验的机会。谁也没有想到，命运把最艰难的选择题，压到了他自己身上。

1949年8月，妻子沈恩濂在北大医院顺利生下了他们的二女儿。本该是全家欢喜的时刻，仅仅三天过后，襁褓里的小婴儿后背摸起来发硬发烫，浮现出大片不正常的紫红色肿胀——她不幸染上了当时无解的皮下坏疽。

张金哲盯着女儿小小的身子，心里清楚得很，如果按照保守疗法等待脓肿成熟，这个孩子百分之百熬不过去。纠结再三之后，他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拿自己的女儿，做这一例全世界首例早期切开引流手术。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的妻子时，沈恩濂瞬间崩溃了。她紧紧把宝宝搂在怀里不肯松手，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在一位母亲眼里，拿着手术刀划开刚出生三天婴儿的后背，太过残忍。她实在理解不了，身为医生的丈夫，为什么不肯再等等，非要用孩子的性命去冒险。

张金哲没有强硬粗暴地抢夺孩子，他蹲在床边，放低声音一遍一遍解释现状。他说保守治疗没有任何希望，只有这个还未被认可的办法，才是女儿唯一的生路；如果手术能成功，以后千千万万患病的新生儿，再也不用白白死去。那句“不试只能等死，试了就还有希望”，成了他说服妻子唯一的理由。

百般挣扎之后，妻子含泪松了手。彼时医院没有专门为新生儿打造的精细化手术器械，环境也算不上标准无菌。张金哲压下身为父亲的颤抖，拿起手术刀，小心在女儿红肿的后背划开一道小口，淤积发黑的脓血缓缓流了出来。

手术结束之后，小宝宝元气受损，呼吸微弱，整个人蔫在襁褓里，看着奄奄一息。目睹完整过程的沈恩濂再也撑不住，双腿一软直直瘫坐在地面，压抑的哭声在小小的病房里散开。

接下来整整七天，张金哲几乎寸步不离守在女儿床边。困了就趴在床头柜小憩片刻，每隔一会儿就轻轻掀开纱布观察刀口。术后前两天还有脓液持续渗出，到第三天，孩子的体温慢慢降了下来，后背发紫的皮肤一点点褪去暗沉。等到第七天，伤口慢慢收口，小家伙开始主动扭动身体找奶水喝，这场赌上亲情的冒险，终于赢了。

多年之后张金哲回忆这次手术，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就那么一划，孩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

这次手术成功的消息很快在北平各大医院传开，他第一时间整理好完整的手术步骤、护理要点，毫无保留地向全国的医院公开推广。曾经致死率近乎百分之百的新生儿皮下坏疽，死亡率最先降到10%，后续经过一代代优化诊疗流程，最终稳定降低至5%以下。无数原本注定夭折的婴儿，靠着这一刀的突破活了下来。

七十余年行医，张金哲搭建中国小儿外科体系，改良五十余种儿童手术器械。他秉持“先和孩子做朋友，再给孩子做手术”的理念，守护无数患儿，临终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研，毕生奉献医疗事业。

世人尊称他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歌颂他一生济世救人的伟大，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新生儿抗感染治疗的第一道突破口，是一位父亲忍着心疼，在自己亲生女儿的背上，艰难开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