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营被围，吕正操刚要救援，电报却冷冰冰传来：“别管了，让他们自生自灭！”他攥紧纸，手在抖。

那年10月，河北藁城的前线指挥部，一封急电摆在691团团长吕正操面前。

这是上级下达的硬性军令，内容十分残酷。命令要求吕正操放弃被日军围困的一营，带领剩余主力快速向南撤退，不能为受困部队耽误大军后撤。

一边是不能违抗的军令，抗命就要承担严重后果。一边是几百名并肩作战的部下，一旦放弃，困守梅花镇的将士很难活下来。两道选择，压在了吕正操身上。

很多人读到这段历史，都会产生疑问。同样是抗击日寇，为什么上级会下达抛弃自己士兵的指令。吕正操又凭什么敢顶着风险拒不执行。整件事，要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华北局势说起。

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迅速失守，华北大片国土沦陷。驻守河北的东北军53军，接到命令沿平汉铁路向南转移。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遭到软禁，东北军遭到拆分瓦解。53军不属于嫡系部队，全军上下优先考虑保存自身实力。面对日军进攻，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拼死作战，而是尽量完整撤出战场，减少部队损耗。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691团显得格外特殊。

1937年5月，吕正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遵照北方局指示留在东北军内部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动员，691团官兵抗日意愿强烈，战斗力在53军内部十分突出。

也正因如此，53军高层一直把这支队伍视作异己，处处提防，多次借作战调动，把691团派往危险阵地，企图借日军消耗该团力量。

吕正操接到任务，率691团掩护53军主力侧翼撤退，向藁城方向开进。

10月10日下午，部队行至半壁店，和日军骑兵遭遇。

“就地迎战，歼灭来敌！”

吕正操下令出击，一番交战击毙十多名日军。初次交手取得战果，全团官兵士气大涨。

当晚，吕正操做出部署。一营进驻梅花镇，团部和三营驻扎邻近的四德村，两处阵地互相策应，用来阻击追兵掩护大部队后撤。

入夜，日军尾随赶到。先派出小股兵力试探，后续增援源源不断赶到，直接把梅花镇四面封死，一营就此被困镇内。

一营官兵顽强防守，多次打退日军进攻，给敌军造成不小伤亡。日军包围圈越收越紧，一营处境越来越凶险。

收到前线战报，吕正操立刻调集三营，准备出兵接应突围。就在部队即将行动的时候，师、旅两级电报接连送达，指令完全一致，放弃梅花镇一营，率主力南下追赶大部队。

指挥部内气氛凝重，一名军官开口劝说。
“团长，这是师旅联合下达的命令，公然抗命，我们所有人都要承担罪责。”

吕正操攥住电报纸，心里看得很明白。高层的想法很现实，大部队已经走远，回头救援就要和日军重兵交战，他们打算牺牲一营，保全其余部队。

他看向在场营连干部，沉声讲话。
“今日上级可以舍弃一营，明天被包围的若是我们团，同样的命运就会落到我们头上。”

“一支军队，连并肩作战的袍泽都可以随意舍弃，怎么指望他们真心抗击日寇。”

旧军队习惯用局部牺牲保全主力，士兵只是作战工具。但吕正操不认同这套逻辑，每一名战士都是保家卫国的力量，不能随便牺牲。在场不少军官点头，大家不愿抛下苦战的战友，可也清楚抗命的巨大风险。

吕正操没有犹豫，直接否决南撤命令，安排营救行动。侦查人员传回消息，日军重兵把守镇子南面、西面，东门守备力量薄弱，是唯一突围缺口。

“全军隐蔽推进至梅花镇东门外围。”

夜色掩护下，部队悄悄抵达指定位置。
“迫击炮就位，向东门日军阵地开火。”

镇内的一营听见己方炮火，知道援军已经抵达，立刻组织兵力向外冲锋。外部部队向内猛攻，两股力量内外夹击，撕开日军防线，被困的一营官兵成功突围，和团主力会合。

危机暂时解除，但691团依旧处境艰难。53军主力已经远撤，他们失去大部队掩护，如果继续南下，只会反复充当后卫承受打击。

当夜，吕正操召集全体干部开会，商议部队未来出路。

“国民党主力一心向南撤退，就算我们追上去，往后依旧会被推到前线充当牺牲品。”
“我主张留在敌后，效仿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实实在在和日军作战。”

会上有人提出顾虑：“脱离原有编制，没有补给来源，我们该怎么立足？”

吕正操给出答复：“冀中的土地和百姓，就是我们最大依靠。只要真心抗日，保护当地百姓，我们就能站稳脚跟。”

经过讨论，绝大多数官兵赞成这个决定，不愿继续跟随一心保存实力的旧军队南下，决心留在华北敌后对日作战。

1937年10月14日，691团在晋州小樵镇召开全体官兵大会，正式脱离国民党53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出任司令员。

部队摒弃旧军队陋习，定下严明纪律，官兵平等，绝不骚扰百姓，将抗击日军作为唯一目标。

后续人民自卫军在冀中逐步发展壮大，1938年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成为冀中军区的核心力量，开启长期艰苦的平原敌后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