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卷高考，大学录取等于终点的错误观念怎么形成的？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和美国的普及化路径呈现显著差异，这也造成我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观念的深层错位，很多现实矛盾根源就埋藏在制度设计之中。

国内各类高校，整体上纳入统一高考录取体系。即便是985综合性大学，虽然设有强基计划、综合评价等少数特殊招生渠道，绝大多数学生依旧依靠高考分数结合志愿填报完成录取。

反观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依靠的是高校分类发展的体系：研究型大学深耕前沿科研；文理学院夯实本科通识基础，为研究生教育输送具备扎实基础的人才；社区学院、职业学院聚焦职业技能培养，同时保障办学质量，学生修得认证学分后，可以实现院校之间转学流动。不同类型学校定位清晰，对应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给学生提供多元选择空间。

而我们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走的是优质高校不断扩招的路径，由此形成鲜明的高校等级化格局。高校入学机会变多了，但学生的选择并没有真正拓宽。社会的集体目标依旧是追逐名校，没有形成研究型大学、文理学院、应用型院校、职业院校各安其位、错位发展的生态。各类学校共用同一套评价标尺，大家都朝着“办名校”的方向去竞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动高校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就会受到现有评价体系的制约，落地推进格外艰难。

另外一个关键差异，在于“宽进严出”的制度逻辑。美国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把学业淘汰压力从基础教育阶段后移到大学阶段。中小学阶段不搞激烈淘汰，更看重基础素养与兴趣培育，不过分内卷分数。但进入大学之后，各类院校学业标准十分严格，达不到学业要求就会退学。同时配套完善的转学机制，学生可以从综合性大学转入文理学院、社区学院继续就读；社区学院入学门槛宽松，但学分需要严格认证，并不会轻易颁发文凭。这套制度重塑了全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认知：考上大学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点。

国内社会大众的认知恰恰与此错位。不少家长和学生把考上大学、读到热门专业当作奋斗的终点，认为拿到录取，就等于拿到就业的通行证，进入大学就可以“混文凭”。学生最拼搏的阶段集中在基础教育，把考入好大学当成人生目标，误以为录取就锁定了个人发展地位。由此形成重招生录取、轻入校之后培养的普遍倾向。

如今政策层面反复强调高校要严把人才培养质量关，强化大学过程管理，但现实落地阻力重重。根源在于现有制度导向，长期引导全社会高度看重录取结果，忽视录取之后的持续成长。基础教育阶段不少学校也向学生灌输“只要考上好大学就万事大吉”。社会心理上，家长很难接受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再面临学业淘汰。

与此同时，我们缺少健全的退学、转学配套机制。一旦学生在一所高校退学，很难转到其他院校继续就读，背后有高考分数公平、录取秩序的现实考量。制度链条不完整，就很难扭转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固有观念，造成基础教育目标和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之间的错位。想要真正落实大学严出，不只是高校单方面加强学业考核，还需要招生制度、院校分类体系、转学流动机制、社会教育观念的系统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