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清晨，台北。

天还没亮透，看守所的门开了。

行刑的人进来，把命令递到陈仪面前。陈仪抬起头，认出了来者——蒋鼎文，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他们曾经在福建共同推行"新生活运动"，是多年旧交。

蒋鼎文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

陈仪看了一眼命令，说了声"好吧"，然后吩咐随身的厨子，烧水，沐浴，更衣。他从容不迫地揽镜整容，打好领带，换上淡黄色礼帽，配上黄色西装外套、白衬衫，还别上派克对笔，手腕上戴着劳力士白色手表，衣冠楚楚。

这时，蒋鼎文命人捧来一盘食物，摆上美酒。陈仪拂袖而起，说道："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想搀扶，陈仪将两臂一摔，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

上了吉普车，抵达刑场，陈仪安详地下了车，回头对行刑的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频频说："人死，精神不死。"

一声枪响，一代上将，就此倒地。

这个人，究竟是谁？

陈仪，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与鲁迅是同乡。他早年入读浙江求是书院，后东渡日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留过学，据说与鲁迅、许寿裳曾是好友，三人时常同行。他在日本期间还受到日本教官赏识，娶了教官的女儿为妻。

留日的同学里，有一个人叫蒋介石。

两个浙江人，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结识，彼此都清楚对方是谁。回国之后，陈仪一路从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做起，做到省长、集团军总司令，跨越了北洋、民国、抗战三个时代，始终是蒋介石体系里的重要角色。

1945年8月，抗战胜利。

陈仪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负责对台湾的军政接收及重建工作。这是一个蒋介石亲自点名、信任他才给的位子。台湾刚从日本手中收回，百废待兴，陈仪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但他低估了一件事：这片土地上积累的矛盾，比他想象的深得多。

由于蒋介石从中作梗，美货充斥台湾，中统、军统特务横行，奸商贪官勾结一起，台湾本地百姓苦不堪言。怒火在地底烧了将近两年，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炸开了口。

台北市民自发上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遭军警开枪射击。消息传出，全省响应。陈仪接受本地人士提议，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试图控制局势。

但蒋介石另有打算。他从大陆紧急调兵，军队一到，开始大规模清杀。数万名同胞遇难，这一切的罪过，又被老蒋推到了陈仪的头上。

陈仪做了替罪羊，被免职，回上海赋闲。

也就是在上海闲置的这段日子里，陈仪彻底想明白了一件事：国民党要完。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各路军事部署重新排列。陈仪应召出席了一次最高机密会议，会上听到一个消息：汤恩伯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统掌五六十万重兵。

汤恩伯——这个名字，陈仪太熟悉了。

1924年，是陈仪保荐并资助了汤恩伯，送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陈仪膝下无子，视汤恩伯为干儿子。汤恩伯为了表达对恩师提携之恩的感激，特意改名"恩伯"，始终尊陈仪为"义父"和"恩师"。

这样的关系，在陈仪看来，比任何利益都牢靠。

他让外甥带亲笔信去游说汤恩伯：效仿傅作义，让京沪杭地区和平易帜，不要再打了。汤恩伯收到信，没有立即表态，说需要考虑一段时间。陈仪以为这是好兆头，亲自赶到上海，与义子当面深谈。

地下党甚至截获了汤恩伯出卖陈仪的情报，冒险通知陈仪立即转移。陈仪根本不信："我和恩伯的关系这样，他要是不赞成，可以直接建议我停止，何必出卖我？"然后决定亲自赴上海劝说。

1949年2月27日，陈仪到了上海，当天晚上，保密局特务毛森带着三十多人破门而入，把他逮捕。

陈仪愤怒地叫喊："我是国民党元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我要找汤恩伯！"毛森冷笑着说："这次行动，正是听汤恩伯指挥的，他把你这个恩师、义父出卖，去总裁那儿领赏了。"

义父，被义子亲手送上了刑场。

1950年4月，陈仪被押解到台湾，被囚于基隆港旁的旭丘招待所，后又转移到万华的宪兵第四团看守所。到台湾之后，他对任何人再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老僧入定。

蒋介石亲下手谕，四个字：枪决可也。

监斩的任务，点名给了蒋鼎文。这个安排本身就耐人寻味——让旧交来监斩旧交，不知道是刻意为之，还是别有深意。蒋鼎文接到命令，心知这个差事不好办，但无法推脱。

行刑那天，他特意带来了精美的酒食，想给陈仪最后一顿像样的饭。陈仪拂袖而起，把食物推开，说："用不着，走吧！"

不是赌气，也不是决绝，就是不需要。

他已经把什么都想透了。

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其三峡乡寓中，如丧考妣，终宵绕室彷徨，痛苦不堪，复在私宅堂屋设灵堂，一连自书挽幛多幅"。出卖了义父，亲手送他上路，又在私宅里搭灵堂痛哭——这场景，但凡有点良知，活着也是折磨。

【主要信源】
《陈仪》，维基百科，参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及相关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