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舍弃上古历史——三皇五帝及夏商周的历史，选择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作为开篇，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今天来谈谈我的看法——主要在于他秉持“续传不续经”的儒家传统，上古历史不真实性以及强烈的现实政治目的。

其一，在史学体例上，孔子所著的《春秋》记事至公元前481年为止。司马光出于对儒家经典的敬畏，认为“经不可续”，不能直接续写《春秋》。因此，他选择接续《左传》，将叙事起点定在《左传》之后的“三家分晋”事件上。

其二，三皇五帝及夏商周的历史并非不重要，而是司马光认为这些上古史料多带有神话色彩，不够严谨，很多没有考实结果，他编撰此书的初衷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为皇帝提供一部简明扼要、真实可信的政治教科书。上古时代的禅让与天地异象不符合他“信言不美”的务实史观，因此被舍弃。

其三，从深层政治目的来看，司马光生活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引发激烈党争的时期。作为保守派（旧党）代表，他极力反对变法，主张“守护祖宗之法”。“三家分晋”的核心在于周威烈王承认了韩、赵、魏三个大夫的诸侯地位。在司马光看来，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得到天子认可，是“礼崩乐坏”、君臣名分荡然无存的标志。他以此开篇，并发表“臣光曰”的议论，核心目的是借古讽今，强烈警示当时的宋神宗：天子必须坚守礼法纲纪，绝不能自坏规矩。他借此告诫统治者，一旦抛弃了名分与秩序，国家必将走向分裂与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