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六年（1626年），大明朝出现了一个连开国皇帝朱元璋都不曾见过的场景：举国上下，愣是给一个活着的太监，光明正大地建起了比孔庙还多的生祠。
那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的奏折递进紫禁城，没等朝臣议论出个结果，天启帝的朱批已经落了下来：不但准了在西湖边上给魏忠贤建生祠，还亲手写下“普德”两个大字当匾额。
天启皇帝的这道旨意，就像一支响箭，瞬间点燃了整个官场的“建祠竞赛”。
蓟辽总督阎鸣泰第一个响应，在边关一口气建了七座生祠。每一座生祠的立柱都是皇陵级别的汉白玉材质，殿里头魏忠贤的塑像，甚至戴上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冕旒。
紧接着，从南北直隶到云贵边关，从漕运码头到山海关关城，在短短十一个月里，四十多座生祠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地方官拆了两千间民房来拓宽地基：那些被赶出来的穷苦人家，只能抱着铺盖卷睡在碎砖烂瓦上。
国子监的生员们甚至联名上书，请求把魏忠贤配享孔庙。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一个七品知县，只要把生祠的颂词写得足够漂亮，就能一夜之间连升三级。
一时间，整个朝堂上下，就只剩下一片磕头的声音。
有个姓方的御史，仅仅说了句“生祠不合规矩”，当天就被摘了官帽，全家发配云南。
从此以后，再没人敢“胡言乱语”！
可天下的事，从来不会一直顺着一个方向走。
天启七年（1627年）的秋天，二十三岁的天启帝在西苑游船时不慎落水，一病不起。
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刚满三个月，伴随着一纸诏书，魏忠贤在去凤阳的路上自己上了吊。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造神狂欢”，就此打住：前一日还对着魏忠贤塑像五拜三叩的官员们，次日就抡起锤子砸匾拆柱，弹劾的奏折写得比当年的颂词还要长。生祠的地基被刨了个底朝天，拆下来的汉白玉石料，全部拉去修了当地的孔庙！
几十万两白银堆出来的“功德”，不到半年，尽成“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荒凉一片。
更为讽刺的是，当年第一个跳出来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潘汝桢，抄家时才发现：每一笔建祠的公款，他都私下截留了至少三成！
由此可见，这些人心心念念的，从来不是魏忠贤本人！他们真心敬重的，是那枚能决定乌纱帽戴还是摘的大印；他们真心叩拜的，是那架能让人往上爬、也能让人摔下来的梯子。那些刻满“功德”的石碑，从来不是什么信仰，充其量只是一群人在权力的赌局里，押错了筹码的收据而已！
从西湖边第一座生祠奠基，到全国各地四十多座生祠拔地而起，再到一夜之间全部被砸得稀巴烂，这中间跪下去又站起来的所有人，拜的和砸的，应该始终是同一件东西：那尊像背后能给人好处，也能带来祸事的权势！
四百年过去了，汉白玉的碎块早就被车轮碾成了尘土。可这样的场景，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远去过！
一个普普通通的典型，一夜之间被捧上了云端，墙上挂满照片，团建要参观“陈列室”。等哪天风向一转，那些海报一夜之间又被撕得干干净净，陈列室连夜清空，昨天的马屁精们纷纷跳出来说“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试问：这样的场面，和明朝天启年间抡锤子砸碑的那帮子官员，有什么区别？！
虽然历史不会一模一样地重新来过，可人心里的那点起起落落，却是像弹了又弹的老调一般，没有增加半点新鲜。不过是换了一面鼓，接着奏乐，接着舞，始终由不得自己！
说到底，生祠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只是换了一张桌子，换了一尊像，换了一批磕头的人！
只要那方能给人带来福祸的印把子还在，只要还有人指望着靠跪拜换出点什么，那青烟散尽后的供桌上，摆着的，就会始终是人心深处那股子见不得光的痒！
（图片源于网络，侵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