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作者自序丨我从没得到任何人的授权，我没有资格代言
大家好，我是胡安焉，感谢《新京报》对我写作的肯定，并且邀请我今天到这里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和感想。2020年4月，因为一篇记录自己在广东某物流公司上夜班的日记，我在网上受到关注，文章被很多媒体转发，那是我初次进入公众的视线。和很多网友以为的不同，我的写作并不始于2020年，而是始于2009年。但是在2020年之前，我的写作很少受到关注。在那十多年里，其实我已经建立了充分的认知，理解并且接受了，自己的写作就是不被大众需要的，既换不来钱，也引不起关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个人的修行：不断地深入自身的内在，反思和消化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创造性的写作，同时也是以一种审美的形式，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支点。尽管过程中也充满了彷徨、苦闷和自我怀疑。我是一个非常晚熟的人，因为我父母的观念也脱离了时代的发展，从小他们教导我克制和忍耐，只要求我循规蹈矩，不要求我成功富贵。他们极少给我鼓励和建议，但也不给我压力和负担，尤其是从不拿我和别人比较。所以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过得浑浑噩噩、自由散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追求什么。同时我的性格过于内向，害怕和人竞争，在社会里到处感到不适，这导致我频繁地更换工作。后来年岁渐长，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我又尝试去做生意。但生意上丑陋的竞争和粗暴的冲突导致我几乎崩溃。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写作，以此回避我不能适应的现实，这一年我三十岁。不过，写作并不能养活自己，我仍然要通过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因为年龄和履历的缘故，之后我只能做一些对学历和技能没有要求的工作。不过我不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在网上受到关注后，有财经媒体的记者联系上我，想通过我找到一些愿意接受采访的在职快递员，因为我那时已经离职了。那位记者告诉我，她已经问过一些快递员，但没有一个愿意接受她的采访。于是我帮她问了我的那些还在干快递的前同事，结果他们同样对接受采访毫无兴趣。因为接受采访要花时间，却没有经济回报，网络传播经常被人断章取义，说出来的话可能被人曲解，而且即使没有被曲解，万一说错了些什么，被自己的公司听到了，也可能遭到惩罚或解聘。对于加盟制的通达系快递来说，加盟站点有时会借媒体的力量向公司施压，为自己争取更优惠的条件和利益；但我任职过的三家物流公司全是直营制，对我那些前同事来说，和媒体合作，只有风险，没有好处，是一件不划算的事情。因此我必须承认，我会写出这本书，首先得益于我已经离开了物流行业，否则我肯定不敢写下它，或者要写也只能避重就轻。毕竟我送快递的时候，在扣除五险和所得税后，到手的年收入有八万多，靠写作我可挣不到这个钱，起码在当时是没有这个可能。不过，虽说我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想，有可能会冒犯我曾任职的公司，但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反映快递员的处境，或物流行业的现状之类，那些都不是我写作的切入角度。我只是一个前基层员工，没有其他信息来源，手头的样本就只有自己，以及认识的寥寥几十个同事同行，他们和我在同一家公司或同一个地区从业，彼此的职业经验和视野非常趋同。凭我具备的条件，如果想对整体或宏大的问题发表见解，就很难不说出一些偏颇和虚妄的话来。我现在提到这点，是因为在较早采访我的媒体记者里，关心这个话题的并不少，他们问我是否觉得自己在为某个群体或阶层代言。每次我都立刻回答不是——我从没得到任何人的授权，我没有资格代言。很多读者从我讲述的经历中，了解到我身处的劳动群体的处境和现状，那是因为读者在阅读时，借助自身的社会经验，做出了从个别到普遍、从现象到本质的总结。他们可以认为我的写作起到某种代言的结果，但我并没有带着那样的目的去写，不能把我写作的结果和目的混为一谈。我只是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想见闻而已。在组织书写内容时，我主要落笔于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而不是更能反映现实问题的信息、观察和判断。我在写作上的喜恶和取舍、方法和观念等，都来自我对文学的多年爱好和写作实践。虽然我写下的打工自传，一般被归在社会纪实类别，但我其实很少读这类的书，我的写作也没有借鉴过这类作品。我的阅读集中在西方文学方向，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以及少量相关的批评、理论、传记和哲学随笔等。早前有媒体记者问我：同不同意网友称我为网红作家。当时我的书还没有加印，刚拿了三万多块首印版税，后面还有没有收入，我也没有把握。所以我说不同意：在所有网络平台里，我唯一使用的是豆瓣网，而我的豆瓣账号当时只有一万多关注，现在也只有两万出头。我知道网红是要运营的，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我在豆瓣网一年都发不了几条广播，怎么能算是网红。不过时过境迁，如今大半年过去了，我的书后来获得的反响让我受宠若惊。我清楚，有很多写得比我好的作家和作品，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关注。如今我既惭愧也心虚，对网红的说法变得更加包容——可惜后来再没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我确实是先在网上“红”了一下，才会被关注到，并最终促成了我的书出版。可以说，这本书的诞生，并不是出于我的规划或争取，而是许多偶然和外部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是在2019年12月，我任职的快递公司结束了运营，假如不是当时我被解聘了，2020年我就不会重启写作。当然，将来我肯定还会再写，但只要时间点变了，后续的际遇肯定也截然不同。接着是让我在网上“红”了一下的那篇文章，其实是我的一篇随笔，只花了大半天时间完成，随手贴在豆瓣网上，根本没料到会有那么多人阅读、留言、点赞和转发。毕竟我从2006年就开始上豆瓣网，十几年里至少发过两三百篇文章，比这篇写得认真的都有不少，但从来就没有几个人会读。在那之后，一个关注写作的艺术组织“副本制作”联系上我，在打听了我的工作经历后，他们建议我把做过的最后一份快递员工作的经历也写下来，这是2020年4月的事情。我应他们之邀写下的文章，成为后来我正式出版的打工自传的雏形。2023年我接受了不少采访，也参与了一些线上视频和播客的录制，以及和读者的现场交流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既是陌生的，也是新鲜和异质的。人们愿意听我说话，是对我的一种认可，从前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假如说工作会异化人，这些经历也同样会。比如说，充当某种符号或象征，当然这会有回报，可是与此同时，意味着取消我身上更复杂、本真甚至矛盾的方面，而那些方面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在2020年之前，我的写作方向是小说，但我的小说写得不够多，也不够好——关键是状态不能保持，十多年间断断续续，写两年停两年是常态。那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将来自己会出版一本打工自传。对我来说，写自传要比写小说容易得多，或许这就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吧。接下来，我的写作会回到小说方向。不过当然，写作和出版有着时间差，我去年出版的打工自传，其实完稿于2021年。在那之后的近两年里，我又完成了另外两部自传性质的书稿，或许会在今年内出版。不过，这个方向的写作已经告一段落了，我很感激自传写作带来的收入，但我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小说。我认识的一些小说作者，他们出版一本书，到手的版税就四五万，当然，他们是一边上班一边写作的。假设他们不上班，每年出版一本小说，那五险还得自己来买，每年大概要为此花一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到手的收入还不及我送快递的一半。我非常幸运，我写自己送快递的书，比我送快递时挣到的多。同时因为我的前快递员身份，很多读者对我的要求不高，大概他们觉得，一个快递员写成这样就不错了，应该鼓励而不是苛求——这样的待遇我那些写小说的朋友可从没享受过。2023年对我来说是特殊的一年，我从没试过如此密集地表达自己，也从没获得过如此多的反馈。这些反馈部分来自现场交流，但更多是来自网上。我看到有读者提到，我在20年里换了19份工作，这是个失败的范例，这样的人生不值得提倡，这种书也没有价值。对此另有读者反驳道，我现在出版了一本书，就说明我成功了。我感激维护我的读者，但对于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大认同。首先，我写的不是工具书，不带有解惑授业之类的实际用途。同时它也不是某种宣传，不为树立榜样供大家学习。我只是在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感受和想法。事实证明，不少读者从中得到了启发、触动、共鸣或鼓励等。当然，也有读者什么也得不到，这很正常，从来没有一本书能打动所有读者。其次，似乎有部分读者认为，阅读就是为了向成功者取经，失败者身上没有可供借鉴之处，读他们的经历自然也是浪费时间。对于这种观点，我认为阅读的意义远不止此，但有人带着这样明确的目的读书，本身绝对无可厚非，但不该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书就没有价值，这种想法未免狭隘。关于人生的成败，其实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有些表面看来成功的人，内心并不快乐和满足；相反有的人箪食瓢饮，倒也不改其乐。总之我选择的人生，我自己承担后果，对此我没有怨言，也没有妨碍别人，所以我不觉得有谁比我更成功，但也没有谁比我更失败，大家仅仅是不一样而已。从成功和失败的角度看待人生，这有点儿像是一种唯结果论。相比于此，我更喜欢从丰富和单调、开放和褊狭、充实和空洞、诚实和虚伪等角度来审视人生，我觉得会有意义得多。而丰富、开放、充实和诚实，也是我在写作上对自己的要求。
2024年1月13日
文化高考结束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