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序言丨本书的繁体字版已经面世近三年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现在简体字版也即将出版。面对广大的读者群，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兴奋，因为我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验都和内地的读者不太相同，不知反应如何。这篇小序免不了又在重复原序中自己的话，但希望至少表明了本书的主要意旨。繁体字版封面腰封上，编辑为本书做广告，画龙点睛地引出一句话：李欧梵新作 八十四岁的“成长小说”。什么是“成长小说”？这个词源自德文Bildungsroman，也是一个次文类，有人把它译为教育小说或启蒙小说，内中的主人翁在成长的过程中到各地“游学”。我把自己的留学经验也视为游学，到处游荡，从成长的经验中体会人生。不错，活到八十四岁我还在成长，还没有长大，这本书叙述的就是我成长的经验。名人的传记或自传常免不了记录自己的成就，而我还在成长之中，有何成就可言？与其说我有什么学术成就，不如说我积累了不少“游学”经验。这本成长小说所描写的每一个细节都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然而读起来还是像小说，若果真如此，我的这本书就值得读了。我常用一个英文字眼，来自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艾柯：serendipity（偶然），也就是运气。我一生都充满了偶遇和机遇，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我的运气太好了，中学和大学的求学过程简直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申请留学，1963年抵达美国，适逢美国的“六十年代”。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也是美国社会运动的高潮。我恭逢其盛，也感染了一点美国年轻人的叛逆心态和冒险精神。如今我老了，那个时代也过去了。追忆这一段似水年华，谈何容易？时间似乎过得越来越快，转瞬之间我已经在美国学院“游学”——念书和教书——三十多年。六十年代我初到美国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惨绿少年”，美国梦醒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五六十岁的“后中年”人了。我有幸在美国几所名校任教，一半也是靠运气，“偶然”的意义也在于此：原来摸索的是一条不合自己兴趣的学术道路，然而错误的经验反而引导出一条自己有兴趣的“正路”，我从研究历史走向文学就是一个例子。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往往在关键时刻“转向”，这也是我不能控制的。对我而言，世纪末或世纪之交的意义就是一种转向。我的命运也转向了几次。世纪之交的千禧年——我和李子玉结婚了，仿佛是命定。于是我决定提早从哈佛大学退休，返回香港定居。可以说，我的前半生的命运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大潮流影响下决定的，而在二十一世纪我要决定自己的后半生。说来何其容易！2004年到香港定居后，才发现二十一世纪的价值观变了。然而我依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世纪人，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都是在二十世纪磨炼出来的。回顾我这一生，生于战乱，童年是在贫困、饥荒和逃亡中度过的，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童年。1949年到了台湾，才逐渐安定下来，在新竹读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台大外文系提供了一个文学的心灵避难所，于是我这个后知后觉的学生第一次接触到英美现代主义，参加白先勇、王文兴等同学编辑的《现代文学》。时当1960年，二十世纪刚过了一半，再过三年（1963）我就到美国留学了。这一切都似乎理所当然，留学是当时的风气。没有料到的是，在美国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二十世纪快过去了，而我却觉得我的二十世纪尚未完结。如今生活在这个新世纪里，已经二十六年了，于是我在八十岁再次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躲进我的“象牙塔”里读书，也和朋友谈学问。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对话者张历君，本书的后半部的对话题目，都是他想出来的，而且还引经据典，我们谈得乐此不疲。这本回忆录的格式本来想用对话体，然而历君忙于教学，于是我们把本书分成两部分，前十二章大多由我独白，后三分之一是我们二人的对话。游学的经验也奠定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基调。2025年9月12日是我和子玉结婚的二十五周年。在庆祝餐会上，前中大校长金耀基鼓励我们再活二十五年，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晴”过得光辉灿烂。好友白先勇说“人间重晚晴”，这一切勉励之言我们都欣然接受。回顾过去二十五年的“平常日子”，我们非常感恩。这本书当然要献给子玉。

2026年3月28日

给阿嬷的情书历史文化